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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弗洛伊德特別注意孩子們的假期和旅遊,認為絕不能因為沒有錢而掃他們的興。所以在這方面,他們要什麼,就給什麼,而他們從來也不辜負他的好意,足以表明他的孩子有很好的性格。另一方面,由於他能設身處地和公平待人,使他常常為朋友的經濟情況著想,而他的這個良好的品格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孩子們。他的大兒子的最知心的朋友是一個很窮的年輕人,但每當他們兩人要一道去爬山旅行時,弗洛伊德一定先問清楚這位朋友帶多少錢,然後他就按照那個數目給他的兒子,他認為這樣做才不至於使那位朋友處於尷尬地位。

  弗洛伊德的最主要的收入,是從診治病人中獲得。在當時,他的醫療費,每次是四十奧地利克朗,這在當時的維也納算是較高的。他把每次看病所零星收集的錢盡可能節省下來,一部分積存起來,一部分用於滿足他收集古董的嗜好。至於著作的收入,起先都是小數目,他就當做禮物分發給孩於們。送禮物是他最樂意做的事,而且,往往急於馬上送出去,並且不耐煩等到適當的時機,所以每當碰到孩子的生日,雖然有他太太的阻止,但總是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把禮物送到孩子的手上。這只不過是弗洛伊德熱情的個性的一個典型表現而已。每天早晨郵差來送信,也是他所熱心等待的一件事。他不但很喜歡接信,假如他的朋友,不能象他那樣很快回他的信的話,他往往很容易不耐煩起來。

  弗洛伊德對於金錢上的往來交易,從來都是毫無興趣,他把一切節省下來的錢都投資到保險和政府的債券上去,絕不搞證券交換的活動。不過他的這些積蓄都因奧國經濟形勢惡化所引起的通貨膨脹,而賠得一乾二淨。後來他接受教訓,等到又有了積蓄時,雖然還是投資到政府公債上去,但把大部分送到國外去,存在比較安全的銀行裡。

  假日旅行對弗洛伊德有特別的意義。每次當他一搭上駛離維也納的列車時,他就會大大地松一口氣。在每次出外旅行之前好幾個月,甚至早在半年多之前,他就和家人、親友反復地討論未來的旅遊目的地,計劃找一個迷人的消暑勝地。他常常會在復活節時去作一次試驗性旅行,同時向家人寫一份有趣的書面報告。他們全家對這都很感興趣,他們提出的條件也很特別:一幢舒適的房子,裡面要有一間弗洛伊德能寫作的房間;要位於一定的海拔高度上,有充足的陽光,有清新的空氣,附近要有可供散步的松林,要有充分的蘑菇可採擷,要有美麗的景色,最重要的是要寧靜,要遠離任何為遊人響往的名勝。

  弗洛伊德的假日消遣最突出的活動就是找蘑菇。在這方面他有出奇敏銳的眼光,他可以說出哪些地方有蘑菇,甚至在火車疾馳而過時,也能指出那些地方來。有時當他和孩子們一起出去找蘑菇時,會突然離開他們。這時,他的孩子們馬上就意識到父親在近處找到了蘑菇,果然,他們馬上就聽到他找到蘑菇的那股歡笑聲。在找到蘑菇時,他常常靜靜地爬過去,然後,突然用帽子把那堆蘑菇蓋住,仿佛它是一隻鳥或蝴蝶,深怕它會飛去似的。此外,他們還會去找一些少見的野花;然後,等空閒時,再仔細地辨認分類。他的一個女兒曾經說,父親喜歡教給他們三件事:野花的知識、找蘑菇的藝術、玩牌的技巧。而他本人在這三方面,確實都很內行。

  在假期旅行中,弗洛伊德有兩種偏向女性化的表現:(一)弗洛伊德沒有方向的觀念,一到鄉村,老是找不到路回去。他的兒子說,當他們走一段比較長的路時,他會出人意料地向一個完全錯誤的方向走回去。但他也深知自己的這一弱點,能聽從別人指點的路走。(二)他對旅行的詳盡知識很不在意,例如他根本就不會看火車時刻表。所以比較複雜一些的旅行,都由他弟弟亞歷山大,後來則由他兒子奧立沃安排,而他們兩人在旅行方面都是專家。弗洛伊德常常為了趕一班火車,老早就到火車站等車,雖然用這樣長的時間準備,但他的行李和其他東西,還是常常帶錯或漏掉。

  弗洛伊德每天工作十幾小時,但他總是要千方百計地利用工作之餘繼續寫作。他有一種令人敬佩的責任感,不斷地催促自己把經驗所得、研究成果寫成書面材料。當時,他在研究精神分析學方面的成果儘管不受重視,但他仍然專心致志地從事精神分析學的著述工作,也從不感到疲倦和氣餒。晚上回家後,吃完晚飯就開始思索、動筆,一直到午夜。他經常熬夜到淩晨一、兩點鐘。他在十九世紀末寫出的著作都是用連續幾十個晚上寫出來的。

  弗洛伊德有動筆的喜好。他在工作和休息之後,坐在寫字臺前,就要拿起筆寫東西——不是寫信,就是寫臨床報告或寫作。他的信和稿都是親自寫的,他很喜歡寫字,一直到七十多歲以後,他才讓女兒幫他抄寫。

  他在長期的寫作中,練就了一手好文筆。他的文風優美、自然。他最討厭作文方面的種種形式上的限制和規定。在他看來,文章應該成為表達思想的最好工具;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不要矯揉造作,不要過於追求形式。他認為文字的優美和修詞是必要的,但那也是為了更通順、自然、流暢地表達作者的思想。如果因為追求形式的優美而妨礙了內容的表達,他寧願停筆不寫。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弗洛伊德除了工作和寫作以外,很少有時間去進行社交活動。就連到戲院進行娛樂活動的時間都很少。有時很難得到戲院或音樂廳去欣賞莫劄特的音樂或歌劇。

  弗洛伊德從九十年代起參加了在維也納的猶太人組織「伯奈伯利茲社」,平均每隔一周參加一次該社團的集會。在這個社團的集會上,他作了有關夢的學術報告,也聽了許多舉世聞名的猶太學者們的報告。

  最使他難忘和激動的,是聽到了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1835—1910)的有趣而深刻的報告。弗洛伊德早在中學和大學時代就很欣賞馬克·吐溫的作品。他特別喜歡馬克·吐溫的那本《湯姆·莎耶歷險記》。這本馬克·吐溫的代表作,弗洛伊德讀了很多遍。當他同瑪莎戀愛的時候,他就曾同瑪莎一起反復鑒賞《湯姆·莎耶歷險記》。弗洛伊德也很愛讀馬克·吐溫和華爾納合著的長篇小說《鍍金時代》。馬克·吐溫對當時社會的尖刻揭露和他那詼諧、幽默的文筆給弗洛伊德很深的印象。

  在這一時期,弗洛伊德同外界的聯繫,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同他的朋友弗萊斯的通訊來往中。在這個時期弗洛伊德同弗萊斯的來往信件,成為後人研究弗洛伊德學說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文獻。

  威廉·弗萊斯(1858—1928),同弗洛伊德一樣,是布洛伊爾教授的學生。一八八七年,當弗萊斯在維也納讀書的時候,布洛伊爾教授把弗萊斯介紹給弗洛伊德,從此,他們之間結下了十五年的親密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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