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傳(77)_學達書庫

七七

　　對富蘭克林的動議，制憲會議表決通過簽署憲法。對當時的情景，麥迪遜寫道：

　　「在最後的一些代表簽名的時候，富蘭克林博士注視著主席的椅子。那椅背上碰巧漆著一輪太陽，他向幾位走近他的代表評價著說，那漆匠發現難以用他的手藝區分開一輪旭日和一輪落日。他說：『我經歷了太多太多的這些議程和我對發佈的這些文件的希望和擔憂的變遷，看著主席身後的太陽，我不能辨別它是升起還是落下。但是現在我終於有幸知道那是一輪旭日，而不是殘陽」。

　　富蘭克林終於有信心將美國的這部憲法比喻為東升的旭日了，他參與了將這輪紅日托出海面。這是他的老邁之軀為他所熱愛的祖國作出的最後一大貢獻。

　　次日上午11點，賓州代表出現在州議會會場上，富蘭克林向議長發佈了聯邦憲法簽署了的消息。聯邦憲法在賓州獲得批准。

　　9月21日，賓州立法會議開會。到12月12日，批准了憲法。13日，這一批文正式在法院公佈，賓州政府的所有官員列隊從州政廳出來，然後又走回去，完成了慶祝典禮。

　　富蘭克林9月17日關於憲法的講話後來被人不顧會議的保密規定而將它印發了。有人認為這篇講話調子低沉，像是一份沉痛的離開政治生涯的告別辭。是的，不論其內容如何，從富蘭克林的生活歷程看，它的確是他告別政壇的臨別演說。

　　§在最後的日子裡

　　富蘭克林又回到了費城的政治生活中來，但是他的身體已經不允許他再為他的故鄉增添光彩了。

　　10月31日，富蘭克林第三次當選賓州州長，但10月剛過，他就病倒了。在第二年1月3日到3月12日，他一次都沒能到州政廳、參事會視事。在他任期內的最後幾個月裡，賓州的行政參事會一直在富蘭克林家中舉行。連1788年9月16日傳來的11州批准憲法的消息都是在富蘭克林家中得知的。

　　1788年10月，托馬斯·密弗林當選州長，繼任了富蘭克林連任了三年的職位。富蘭克林最終離開了他服務于其中60餘年的政治生活。

　　多年來竭心盡力的工作，耗損了他健壯結實的身體，樂天、開朗的富蘭克林終於被老、病擊倒了，他用立遺囑的舉動承認了這一點。

　　1788年夏天，富蘭克林開始寫遺囑了（7月17日公證、署名）。對他的身後之物，除了個人遺產外，他還將他的書籍、手稿、科學儀器和樂器在他的親戚、朋友、圖書館公司、美洲哲學學會、波士頓藝術科學院中作了分配。他贈給波士頓的免費學校校董會100鎊，用來每年頒發銀質獎章。富蘭克林銀質獎章從1793年首次發起，到1922年，獎章數字已達4000枚左右。

　　1789年6月23日，富蘭克林對他的遺囑作了增補：把金頭手杖贈給華盛頓；用未動用的州長薪水贈給波士頓和費城各1000鎊，用於發放給25歲以下、完成學徒合同條款的已婚青年的貸款，年息為5％，每年償還1/10本金。所得利息再借給其他具備類似條件的青年。到100年時可得13．1萬鎊，將其中10萬用於公共工程，其餘的再用於上述條件的貸款100年。第二階段可以得到406．1萬鎊，其中106．1萬用於兩城居民，300萬用於該州政府。

　　富蘭克林的家產到1789年約為20萬美元，因而他從美洲返回費城之時起就心懷此志：將錢財用於幫助像當年的他一樣勤勉、上進但無人資助的學徒青年。富蘭克林的這兩筆基金，在費城，1907年達17．235萬鎊，其中13．3076萬鎊轉往富蘭克林學院，餘下的到1936年達13．266萬鎊；在波士頓，第100年達39．1萬鎊，一部分用於公共工程，在安德魯·卡涅吉的幫助下，創辦了富蘭克林技術學校，其餘的在1891年再投資，到1935年達59．3萬鎊。

　　服務於公眾一輩子的富蘭克林直到老、病纏身才回到家中，但由於聯邦政府中阿瑟·李、理查德·亨利·李的敵意，他希望早日結清公費帳目和要求一小塊西部土地作為服務於國外的報償的兩項願望都沒有能夠實現。他只能在自我安慰、自我解嘲中排遣愁懷。

　　現在，富蘭克林徹底閑下來了，他開始續寫自傳。他在1786年11月26日開始，以後幾次中斷；1788年10月22日起又寫到12月9日結石病重為止。至此，富蘭克林不能再執筆寫作了。那以後，他只能口述，由外孫筆錄。

　　富蘭克林這個一輩子都在和命運抗爭的人，到病弱的晚年仍是如此。只要病勢減輕，他便握筆寫作，直到1789年6月當費拉德爾菲亞學院重組時，他還寫了《關於費拉德爾菲亞學院原創辦者意圖的思考》。

　　退休後的富蘭克林不缺少友誼，他寫道：「朋友們用他們的友誼來寵我，現在我有時間來接受和享受了。」但令他傷感的是他常常不得不和朋友的後代打交道。當年和他一同創辦救火隊的第一批隊員，如今只有4個人還活在人世。他和國外朋友的聯繫也沒有中斷過。制憲會議閉幕後，他於1788年10月24日給法國朋友寫信說，希望在法國建立共和制，並談到自己為農場建立保險機構的想法。1789年5月他又寫道：美國的政府可以便國家和人民幸福。目前美國的危險是一些老州傾向于統治者擁有過多的權力，侵及人民的權力。他還向他的法國朋友談到人權。到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爆發後，他對他熱愛的法國的政局變遷一直極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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