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傳(16)_學達書庫

一六

　　當時的費城只有一家報紙，那就是布拉福德的《美洲信使週報》，內容枯燥無味，但因獨此一家，仍能獲利。曾為波士頓第一家生氣勃勃的報紙工作過的富蘭克林計劃著辦一份自己的報紙。這時，共讀社的社友喬治·韋伯得到他女朋友的幫助，從凱梅爾那裡贖回了人身自由，要求到富蘭克林的店裡工作。富蘭克林告訴他說，當時還沒法雇用他，但不久要辦一份報紙，那時，韋伯便可得到一份工作了。不料，生性輕率的韋伯將這一消息透露給了凱梅爾。凱梅爾馬上搶先一步，於1728年10月宣佈他要辦報的消息。

　　得知此事後，富蘭克林十分憤慨，而自己一時還無力辦報，便以《好事者》為總題目，從二月份起在布拉福德的《美洲信使週報》上發表了幾篇有趣的文章。受到讀者的歡迎。

　　其中有一篇是一名虛構的佩興斯①寫於2月25日的信。佩興斯是一位單身婦女，開著一家店鋪，但因一位朋友來訪的次數太勤、時間過長而苦惱。她寫道：「她有兩個孩子，正是可以到處跑、調皮搗蛋的年齡。如果我一直在招呼許多順客或其他生意方面的來人，他們總是跟他們的母親一道，不管是在我的房間還是店裡。有時候他們把我書架上的書拉到地上來，而那兒正好被其中一個剛剛撒了一泡尿。我的朋友阻止了這場混亂，她嚷道：『唉，你們這兩個頑皮的小搗蛋鬼！不過還好，還沒造成多大的破壞；這本書只濕了一點兒。』然後把那本書就這樣又放上了書架。有時候他們跑到櫃檯後面的釘子桶那兒打轉，把我的10便士、8便上和4便士的釘子全都攪混了，令我十分煩惱。我盡力掩飾自己的不快，用一副嚴厲的面孔去讓他們出去。她叫起來了：『鄰居，你不用管他們，讓他們玩一會兒。離開之前我會把一切復原的。』但是東西從來沒有恢復原樣，而在他們走了之後我得幹一大堆活兒。這樣，先生，我擁有孩子帶來的一切苦惱和煩擾，唯獨沒有把他們稱作自己孩子的那種快樂。」

　　①「佩興斯」是英文單詞patience的譯音，意為「忍耐」。

　　另一篇刊登於3月27日，說的是，「在我們中間，有數量不少的誠實的能工巧匠和勞動人民，被教養成懷著一種驟然致富的空洞希望，荒廢了他們的本行，幾乎毀了他們自己和家庭，甘心忍受巨大的疲勞去尋找想像中的被藏起來的的寶物而徒勞無功。他們白天在樹林和灌木叢中遊蕩，想發現那些記號和跡象：半夜裡，他們帶著鍬鎬趕往有希望的地點，滿懷希望地用力幹著。同時，他們的每個關節由於害怕那些傳說中出沒於並守衛這些地點的厲鬼惡魔而簌簌發抖。最後，一個大坑被刨出來了，也許有幾車土被挖了出去；但是天哪，並沒找到什麼匣子或鐵罐！也沒有盛著西班牙古金幣或沉甸甸的錢幣的水手的箱子！這時，他們認為，由於在行動過程中出了些差錯、說了些輕率的話或者忽略了些人為的規矩，使奪寶的精靈得以有力量使它沉入到更深的地下，使他們取不到它。

　　「讓誠實的彼得·柏克蘭①——他徒勞地尋找這種藏起來的錢財已經很長時間了——想想吧……去糾正這種不可理喻的蠢舉。讓他想想看，他在他的作坊裡掙得的一毫一厘正在積少成多，幾天過去就可有一塊金幣那麼多；也讓費伯②同樣地去看待他釘進去的每顆釘子和每一次推動鉋子所幹的活吧。這類的想法會使他們勤勉，結果是他們可能在一定時間內富裕起來。而為了這麼一種可笑的胡思亂想，就一天天地泡在喬治③酒店裡，和一個無所事事的星相預言家一道制定計劃去找那些從來就沒有被埋藏的東西，忘卻了當他們不在時，家裡的生意是如何胡亂應付的；就在深更半夜離開妻子和溫暖的床（假定是在所謂關鍵時刻，那就無論是下雨、下雹、下雪還是刮著颶風），不顧勞累地去拼命刨挖那永遠找不到的東西，也許會著了涼而可能送命，至少也會使他們自己衰弱不堪，好些日子不能工作。這是多麼荒唐啊！的確，這是真正無與倫比的傻瓜和瘋癲。

　　①「彼得·柏克蘭」為虛構的人名。

　　②「費伯」為虛構的人名。

　　③虛構的酒店名。

　　「我將用這樣的話來結尾，這些話是我的一位謹慎的朋友，切斯特縣的亞格裡科拉，在把一座大好莊園交給兒子時說的。『我的孩子，』他說，『現在我把一大塊寶貴的大地交給你。我向你保證，我靠挖掘它而找到了一大堆金子。你不妨也這樣做。但是你得小心，決不要掘過了一犁頭深。』」

　　這類文章富蘭克林寫了好幾篇後，又由布倫特納爾接著寫了好幾個月。結果是費城讀者的注意力大都被這些輕鬆幽默又富有諷喻意味的文章吸引到布拉福德的《美洲信使週報》上來了。1728年12月凱梅爾的報紙《一切藝術和科學的大眾指導書：賓夕法尼亞報》第1期問世時，訂戶本來不多，凱梅爾又寫不出富蘭克林那樣的文章，加上管理不善，報紙辦得越來越不景氣，訂戶最多時不超過九十。在9個月以後，凱梅爾終於因債務纏身，把報紙賤價賣給了富蘭克林，而將印刷所賣給了自己以前的學徒大衛·哈裡。

　　1729年10月2日，富蘭克林的報紙《賓夕法尼亞報》開始印行。在很長一段時期中，他既是報紙的印刷者，又是報紙的撰稿人。他給作為編輯的自己寫信，然後回信。他撰寫幽默的諷刺小品、寫廣告。他小心翼翼地不去評論市政當局和宗教事務，以免重蹈當年哥哥詹姆士和自己在波士頓的覆轍。但他卻一直堅持出版自由。1731年6月10日，他在題為《為出版者辯護》的文章中寫道：人們有許多的見解，出版者把它們印出來作為他們的一部分生意。他們被「教育相信，當人們有不同看法時，雙方都應有同等權利讓公眾知道他們的看法；相信當真理和謬誤公平較量時，前者總會壓倒後者……如果所有的印刷商決定只印那些被確認為不會觸犯任何人的東西，那就不會有多少印刷品了。」但他拒絕刊登誹謗性和帶有人身攻擊意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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