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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兄出走

  1721年,詹姆士不顧朋友中一些人的反對,開始出版自己的報紙《新英格蘭報》,富蘭克林則把印出來的報紙送到城裡各處的訂戶家中。詹姆士的朋友中有人為報紙寫些短文作為消遣,而這些文章使得報紙的聲譽提高,銷路更廣。這些朋友常到印刷所來,在談話中提到他們的報紙受到居民的歡迎。聽到這些,富蘭克林不禁砰然心動:何不也在報紙上一試自己的身手呢?

  當然,他不能像其他撰稿人那樣公開署名,因為哥哥不會允許他寫的文章在報紙上發表——在他眼中,弟弟始終不過是一個學徒,一個孩子。於是,他以一個名叫「賽倫斯·杜古德」①的女子的身份用第一人稱給報紙寫稿。他給《新英格蘭報》的第一篇文稿寫於1722年4月2日。在他的筆下,杜古德出生在到新英格蘭去的船上,父親在旅途中喪命。到了新英格蘭後,她和母親住在離城不遠的鄉下,「我不得不出去當學徒工,因為我不能再靠我貧窮的母親生活,她也在苦苦地掙扎求生。」她的教師是一位牧師,他讓她學習針線活、書寫和算術,並「讓我隨意使用他的藏書,那藏書量雖不大,卻是經過精選、適合於啟迪理解力並使頭腦形成偉大而高尚的思想的。」過了一段日子,那位牧師開始物色一位妻子。在幾次向上層社會的女子求婚不成功後,「他選擇了他的學生」。這裡,富蘭克林顯然是以他的外祖父當年娶了他的女傭——富蘭克林的外祖母——為原型加以虛構的。「由於他是一位偉大的慈善家,並待我猶如一位父親,我不能堅決拒絕他的求婚」。於是,杜古德結了婚,成了三個孩子的母親,後來又成了寡婦,平靜地住在鄉村。

  ①原文是Silence Dogood,意為沉默做好事。

  按富蘭克林的眼光,他杜撰的這位杜古德夫人具有諷喻意味地夢想進入哈佛學院學習。那所學院的門由富裕和貧困把守著。凡是未經富裕推薦的求學者,一概由貧困拒之門外。而在那所殿堂之內,學識高踞在寶座之上,從地面到寶座是難以攀爬的階梯。大多數的進香者先是滿足於同愛德爾尼絲夫人和伊格諾倫絲①夫人兩姐妹一道,呆在那寶座腳下,到他們不得不攀登時,又「千方百計求助於已經攀登到他們前面去了的人的幫助。那些人則為了一品脫牛奶或一塊果餡餅的代價,而冒天下之大不韙,將後進者拉到和他們同等的高度上……。每一個木魚腦袋看起來都因為分享了一份學問而心滿意足,儘管他們還和先前一樣愚蠢。一旦來到那座殿堂的外面,我覺察到,他們之中,一些經營商業,一些去旅行,有的幹這行,有的幹那行,有的什麼也不幹;許多人在那以後由於沒有世襲財業而一貧如洗,就像教堂的耗子,因為他們種不了地,也羞於乞討,靠機智度日又不可能。我暗自思忖,那些傻到極點的父母們看不到他們子女腦瓜的遲鈍和不開竅,是因為他們以為他們的錢袋足以將兒女送進知識的殿堂,在那裡,由於缺乏所應有的天份,他們學到的難以超出舉止漂亮大方、優雅地進入一個房間——而這在一所舞蹈學校就可以學到。在支付了大量的煩惱和費用之後,他們就這樣返回來了,還像先前一樣是個木頭腦瓜,只是多了一些傲慢和自滿。」

  ①是英文單詞idleness和ignorance的譯音,意為「懶惰」和「愚昧」。

  富蘭克林的文章內容正是他自己思想狀況的寫照。少年時代的富蘭克林就曾想過到哈佛學院念書,也曾嚮往過牧師的職務,但既然當了手藝人,他便將當年的理想付之一笑,自慰並沒有失去太多,而且有了一份更好的職業。富蘭克林還用他懂得的一點拉丁語,在文章結尾時加上一句拉丁語箴言,給全文增添了幾分幽默感。

  這些文章全都是用化名寫成,也不敢公開投稿。富蘭克林用偽裝了的筆跡謄寫後,在夜間將稿子塞進印刷所的大門。第二天早晨詹姆士開門時發現後,把它拿給自己的朋友看,文章居然得到了大家的贊許。詹姆士和朋友們猜測文章的作者,紛紛舉出他們中的佼佼者的姓名。這樣的評價使富蘭克林在一旁聽了喜出望外。對文章加以好評的這些人或許稱不上什麼專家名士,但正是這些贊許增強了16歲的富蘭克林在寫作方面的自信心。富蘭克林還撰寫詩文諷刺當時在新英格蘭的詩人中寫得最多的挽詩,因為挽詩的作者常常將莫須有的美德和業績加到死者身上來加以讚美和哀悼,使得挽詩具有一種虛偽的、套話連篇的格式。

  這一系列署名杜古德、在挽詩問題上大發議論的作品到1722年6月25日停止發表了,因為從這個月起,富蘭克林兄弟及其朋友們不得不全力應付一場嚴重的事端。

  詹姆士的《新英格蘭報》自1721年8月7日創刊以來,屢屢刊登代表當地激烈思想的文章向保守勢力挑戰,已經引起了地方當局的注意,為了除掉這個與眾不同的新的聲音,他們在等候時機。1722年6月,這個機會出現了。6月11日,《新英格蘭報》登出一篇虛構的從新港寄出的信,信中說有人看到海盜在那一帶海岸出沒,「我們從波士頓得到通知說,麻薩諸塞政府正在裝備一艘船(「飛馬號」)去尾隨海盜,由彼得·巴比倫船長帶領,人們認為,只要風和天氣許可,他將在本月的某個時候出航。」文章刊出後,麻薩諸塞參事會藉口這是蔑視當局,下令逮捕了詹姆士,審訊以後將他關押在波士頓的石築監獄裡。一個星期後,詹姆士告訴參事會說他「確實感到衷心地抱歉」。又過了一個月,波伊爾斯頓醫生為詹姆士出具證明說,犯人的健康因監禁受到損害,詹姆士獲釋了。

  在哥哥被捕的日子裡,富蘭克林獨自繼續出版報紙。他的第8篇署名為杜古德的文章標題是《一篇倫敦雜誌的摘要》,文中寫出了他的心聲,「沒有思想自由就沒有智慧這類東西;而沒有公眾自由這類東西就沒有言論自由;這是每個人的權利,正如由於這權利,他不能損害或控制他人的這一權利……。誰要顛覆一個國家的自由,必先壓制言論自由。」他又寫道,「一段日子以來,我有這樣一個問題:對一州來說,危害更多的是虛偽地聲稱忠實於宗教還是公開地褻瀆神聖。但最近的一些這種性質的思想使我傾向於認為兩者中偽君子更為危險,特別是假如這個人還佔據著政府的職位的話。……如果在新英格蘭我們有了或像是有了這樣的例子,我們只有這樣做才能最好地證明我們對宗教和國家的愛,那就是,把欺騙者置於光天化日之下,使受騙者不再受騙……」富蘭克林在支持自己的哥哥。

  詹姆士一出獄,他的悔罪的心情也就無影無蹤了。《新英格蘭報》在輿論界獨樹一幟的面貌依然故我。1723年1月14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嚴厲地寫道:「有許多人看上去比一般人更信教,但在幾件事情中卻比那些聲稱一點也不信教的人惡劣得多。」這一下,參事會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們下令「禁止詹姆士·富蘭克林繼續出版《新英格蘭報》或任何其他這類性質的小冊子或文件,除非事先經過本省秘書的檢查。」

  在這種形勢下,詹姆士和他的朋友們在印刷所舉行了一次會議,以決定對策。有人提議改變報紙的名稱來避開法令的規定,但詹姆士認為變換報名會帶來許多麻煩。最後,大家決定以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義繼續辦報。為此他們又商定將當初簽訂的師徒合同還給小富蘭克林,並在合同背後注明解除合同規定的一切業務,意在不引起州議會的非難,指責詹姆士仍在通過自己的學徒出版這份報紙。同時,為了保障詹姆士作為老闆和師傅的權益,雙方另外簽訂一份新的適用於未到期的師徒關係的合同,這份合同將不予公開。立即,弟兄倆將這些辦妥了。這樣,《新英格蘭報》以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義繼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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