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爾納傳(133)_學達書庫

一三三

　　關於這些成千上萬的騷亂者與奧斯特島的民兵所發生的那場衝突，寫得實在精彩動人。考迪埃爾不得不命令開火，當他目睹因槍殺而造成屍橫遍野時，他心潮起伏，難以自製。在此期間，智利因受金礦的誘惑，派了一艘巡洋艦強迫奧斯特島接受實為吞併的保護。在顯示了他所掌握的軍隊完全可以對付智利的野心之後，考迪埃爾簽署了一項協定，同意將開採金礦的權利讓給鄰近大國，但要保持奧斯特民族的自主權。在把權力讓給他一手培養的一位年輕人後不久，他悄悄地駕著那艘破舊的小艇到了合恩島。他成了他讓人建立的那座航燈的看管人。「遠離眾人，但有益於眾人。他將自由自在、形單影隻地生活下去——永遠生活下去。」作者告訴我們說，「在別的任何地方，他都無法忍受人生的重負。最令人悲傷的悲劇莫過於在思想上造成的悲劇……誰要是遭受這種悲劇……誰就會感到精疲力盡、侗然若失、被拋棄在他所建立的基礎之處……」

　　這些話未免過於絕望，作者肯定將自身的感受也融匯進去了。在前面幾頁，作者描寫似乎跟他一致的那位主人公的思想狀態的那幾行文字，不是已經表露了他內心的秘密嗎？「他曾為自身利益而反抗任何約束，因此，要將自己的約束強加給別人，這對他來說始終是痛苦的……他被迫放棄自己的幻想，被迫服從于眼前的現實，勇敢地作出了犧牲，但在他的內心裡，被放棄的幻想始終在進行反抗。」

　　這個人物的確是個誠實的無政府主義者，而正因為他心地純潔，他才成為無政府主義者。言辭常常失去它們固有的意義，而無政府主義者這個字眼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恐怖主義分子這個詞兒；而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反叛者，他會殺人，甚至會用自己的行為否認他所依恃的理論，因為他既要推翻任何權威，又要以暴力施加自己的權威。他徒然地主張摧毀一切社會秩序，但事實上他只反對某種社會形式；這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所作所為，而是一個希望以一個政府代替另一個政府的普通革命者的所作所為。無政府主義這樣設想，人必須擺脫任何監督，因為他相當明智，完全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在廢除任何制度之後，人不再統治他的同類，並自覺接受各個人都會取得他在這個世界上應得的那份財富這種觀念。沒那麼天真的共產主義同樣在追求平均分配財富的目標，但它不相信人，不相信人的大公無私，因而認為這種結果必須通過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所實施的約束才能取得。這跟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是背道而馳的。沒那麼雄心勃勃的社會主義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這就可能引起在財富分配上的某些不平衡。

　　很顯然，考迪埃爾是懷著好感去看待共產主義理論的，但他的這種好感比共產主義者要少得多，因為，在貫徹這種理論的過程中仍追求個人利益的只是一些有缺點的人。事實上，他的組織不止在一點上效法集產社會主義，他堅持認為金礦是國家財產；他設想電力生產應作為一項公共服務；來往於該群島兩部分之間的那艘船屬國家所有。他之所以把私有財產當作一種必要的弊病而讓其存在下去，這並非根據某種學說，而是因為事實上這是促進各項活動的一種強大動力。歸根結蒂，他的政府是以自由主義學說為依據的。這種學說滲透了社會主義思想，以致不難使人聯想到十五年後列寧倡導的「新經濟政策」；但他那個政策並不符合他本人的內心願望；這只是一種實驗的結果。

　　讓·謝諾在他那部傑出的著作《從政治角度閱讀凡爾納的作品》中指出，尼摩是個「不屈服者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同時體現了主張各國人民自由的1848年大革命的夢想，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以及不承認任何權威的極端自由主義。」

　　我傾向於認為，這正是作者的內心情感。皮埃爾·路易發現，這位作者是個「秘密的革命者」。在他滿懷20歲青年的激情寫給他父親的那些信中，他不加任何節制地流露出這種反叛傾向。後來，由於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有所收斂；在成為劇作者的年代，他只限於對他那個時代的社會進行冷嘲熱諷。後來，對人類進步的憧憬使他產生了幻想。可是，在1886年，他不得不承認，「科學不應超越習俗」，「人類必須在掌握相當豐富的學說和變得相當明智的時候，才不致於濫用科學。」他通過羅比爾的口說，「未來的科學」能改變世界的社會和政治狀況。

　　1894年——這是《約拿唐號遇難者》的故事情節所發生的年代——這種對習俗的改變還遠遠沒有完成。恰恰相反，由於科學不斷向前發展，分隔科學與精神狀況的鴻溝反而加深了。這位上年紀的小說家對科學必然產生的結果感到恐懼；所掌握的科學知識由於必然造成的濫用，已經可以使人預見到，離開原先的目標、使人類具有理智再也無法控制的某種能力的科學，將導致精神的崩潰。他在最後一份手稿中提到了這種崩潰，但這份手稿寫得過於倉促，以致他兒子不得不擔負認真修改的任務。

　　近幾年來，米歇爾跟他父親的感情關係十分密切，但在理智方面是否也存在這種密切關係？這實在難以肯定。我記得，在朗格維爾林蔭道44號的住家裡，他們兩人就作者正在撰寫的這部作品進行過多次長時間的交談。這位老人為能夠將他的創作提綱託付給一位有資格的對話者和評論家而感到欣慰，並因此而恢復了他青年時代的那種活潑勁兒。讓·謝諾有充分理由認為，米歇爾對他父親的思想所產生的影響要比格魯賽一勞裡具有更深刻得多的決定意義。我們知道，格魯賽一勞裡是屬極左派的。儒勒·凡爾納在為赫澤爾盡責、全部改寫《朗熱沃爾的遺產》（在《蓓根的五億法郎》一書中，原稿實在沒剩多少東西）時，曾明確表示過他對格魯賽其人的看法，說他文筆流暢，但思想模糊。

　　與格魯賽一勞裡合作的《辛蒂亞號沉船》於1885年發表。我不得不認為，這部由兩位作者合作產生的作品委實平庸無奇。我覺得，題材本身便荒誕不經：為了滿足家庭範圍的好奇而去追尋諾爾登基奧德的足跡作這樣一次遠征，簡直令人難以接受：輕而易舉地發現西北和東北航道，這同樣令人難以接受。富於戲劇性的試航只是略為提及。在勞裡起草的那份內容相當空泛的文稿中，似乎只是插進去一些有關南極地理知識的段落才使作品多少帶有一點確實性。我認為，這篇旅遊記頂多是一篇黯淡無光的概述，還比不上《在冰川上過冬》這篇結構嚴謹、文筆生動的青年時期的試筆之作。

　　儒勒·凡爾納和格魯賽一勞裡有過一些交往，這是事實；格魯賽這個革命者的言談受到「秘密的革命者」的懇切歡迎，這有可能；但說格魯賽對儒勒·凡爾納產生過哪怕只是表面的影響，也似乎令人難以接受，因為格魯賽雖有真才實學，但思想意識卻是模糊的。

　　米歇爾的影響要深刻得多。米歇爾向他提供了更為明晰、更富於吸引力的論據。他倆的交談常常很快轉變成一種討論。到了晚年，這位作家將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訴了他的兒子，除米歇爾外，誰也無法不違背其意圖地將他留下的最後一份手稿修改出版。對這位作家的後期作品所流露出來的悲觀感到詫異的人本來可以覺察得出，作者的情感並非始終是使他們感到放心的那種怡然自得的樂觀。假如他們認真閱讀，他們必然會發現，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他總是通過一種持久而勇敢的努力去說明他的主人公所獲得的成功，而且不止一處地方顯示出他對人類命運所懷抱的某種失望。從他的作品的時間順序來看，這種有所醒悟的色調越來越明顯。

　　在1895年發表的《機器島》一書中，我們透過幻想這層幕紗，不難發現一種尖刻的批判。這種批判不僅針對美國的龐大計劃、美國佬的唯利是圖和政治糾紛的荒唐，而且針對我們那些工程師的顯得有些過分的野心。1896年，他把發明家托馬斯·羅希置於審判席上，因為他濫用他的發明；1904年，為自己的能力所陶醉的羅比爾沉淪於瘋狂之中。《約拿唐號遇難者》使我們看出作者臨終前對社會結構所產生的憂慮。這種思想狀態的合乎邏輯的發展，理所當然地導致一種莫大的幻滅。這種幻滅之感在起初取名為《考察旅行》的《巴薩克考察隊的奇異歷險》中便有所反映。善與惡的摻合一直騷擾著人類的靈魂，很可能會使科學服務於最壞的事情。被自己的過分行為衝昏頭腦的人類，會不會把造就它的天才的學識用於摧毀它自己所創造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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