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象徵-朱可夫(11)

一一

　　回到師裡後，部隊的編制有所變化。師下轄的團由6個改為4個，其中朱可夫的39團已合併到第40團，而原41團和42團則合編為新的美列克斯-普加切夫騎兵第39團。這樣一來，朱可夫和第42團團長薩維利耶夫兩人中只能有一個留下任新編39團團長，另一個需調其他師。當時兩人都希望留在本師，這一方面也是人之常情，另一方面上下都比較熟，便於開展工作。最後師長決定讓朱可夫留了下來，他捨不得這個精幹的團長走。朱可夫沒有辜負師長的厚望，到了團裡，和全團人員熱火朝天地幹了起來。朱可夫明顯地感覺到，從騎兵學校學習歸來後，能應付自如地處理軍政訓練和團的指揮方面的問題，工作勝任多了，感到更有信心了。事實也是如此，朱可夫這一段的工作得到上級的充分肯定。

　　1926年初，騎兵第3軍軍長鐵木辛哥和政委克羅赫馬爾召見了朱可夫。朱可夫的師長、政委和政治處主任都在場，場面很嚴肅。鐵木辛哥說，他們想讓他除擔任團長職務外同時兼任團政委的職務，也就是成為團的單一首長，問朱可夫有沒有意見。

　　朱可夫沉默了一會兒，回答說，在師首長和政治處的大力幫助下，他希望能勝任這個職務。

　　幾天後，朱可夫被任命為團的單一首長。單一首長制在蘇軍建設史上是一個重要而敏感的問題，這裡有必要介紹幾句。1918年紅軍創建時，實行政委和司令員的雙重領導，一切指揮及作戰命令都要由指揮員和政委兩人簽署。這稱為"雙長制"。1925年，伏龍芝主張軍事改革，提出廢除雙長制，建立一長制，得到了軍事委員會的認可，並下令執行。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這項新制度並未全面實行，下面的抵觸很大。因此，一長制只在指揮員為黨員的部隊實行，即：如果指揮員是黨員，那麼他同時兼政委，把對軍事訓練、行政管理和黨政工作的領導集中在一人手中，此外再給他配一名管政治工作的助手。如果指揮員不是黨員，他只擔負軍事訓練和行政管理工作，而黨政工作仍由政委領導，政委和指揮員共同對部隊的政治思想和戰備情況負責。朱可夫就屬第一種情況，而且這也是騎兵第7師的第一次嘗試，可見蘇軍對單一制是很慎重的。從整個蘇軍歷史看，蘇軍共採用過3次雙長制，分別是1918年、1937年、1941年；採用一長制也是3次，分別是1925年、1940年、1942年。雙長制與一長制的爭論一直存在。

　　朱可夫擔任團的單一首長後，滋味並不好受。他過去沒有搞過政治工作，政治教養也距工作要求有較大的差距，但朱可夫十分信任黨組織書記和政治副團長，善於推動他們去做工作，而且他本人也抓緊學習政治理論，提高政治修養，這使得他的素質更加全面。蘇聯傳記作家斯維特裡辛在說到朱可夫的成長過程時寫道："朱可夫傑出的指揮才能，不斷刻苦地提高自己的修養，和經常關心提高他部隊的戰鬥和政治準備，不能不受到注意。"

　　1927年春天的一天早上，朱可夫被告知布瓊尼要到他們團來。朱可夫聽後很高興，也有些緊張。雖然朱可夫在布瓊尼手下幹了許多年，對這位騎兵第1集團軍司令員的事蹟很熟悉，但一直沒有見過布瓊尼本人。朱可夫問師長，他們應當怎樣歡迎。師長讓朱可夫自己定。朱可夫馬上領會了師長的意思，即不搞什麼隆重的儀式，按條令規定的儀式來迎接。

　　布瓊尼來的時候，朱可夫和其他團領導都等候在司令部門口。朱可夫向布瓊尼報告後，又介紹了他的助手，然後問布瓊尼，首長還有什麼指示？

　　布瓊尼反問朱可夫道："你說呢？"

　　朱可夫立即領他看了戰士的生活和工作。布瓊尼表揚了朱可夫便離開了。

　　重要人物接踵而至。不久，白俄羅斯軍區司令員葉果羅夫也來到朱可夫團。他對朱可夫的帶兵方式及團隊的狀況很滿意，他還向朱可夫提了一些高層次的問題，朱可夫的回答也很令他滿意。臨別時，他對朱可夫提了希望，他告訴朱可夫，僅僅讓指揮員學習戰術是很不夠的，他們必須學習戰役學，必須考慮到，敵人一旦挑起戰爭，就要求許多指揮員有戰役學方面的知識。葉果羅夫的話是有深意的，可以說是一種暗示。不久，朱可夫就提升了。這是後話。

　　作為團長的朱可夫，素質不僅全面，而且是有特點的。在所有軍事課目中，他最喜歡戰術，並"常常懷著特別喜愛的心情鑽研它"。他帶領全團軍官多次進行示範作業和示教作業，提高軍官的戰術素養。朱可夫還特別重視在士兵中開展體育和鍛煉。他從殘酷的戰爭中深深地感受到，只有經過鍛煉的體格健壯的戰士才能承受戰爭的艱苦，整個部隊的勝利取決於對每個戰士的訓練。朱可夫本人就十分注意參加體育鍛煉，直至晚年，他都保持著健壯的體魄。這些特點使朱可夫更加引人注意。

　　1928年4月，塞爾基奇擔任了騎兵第7師師長，這是一個很能幹的指揮員。他接任後，立即全面展開工作，各方面都很有起色，贏得了全師上下的一致擁護。朱可夫感到，參加塞爾基奇領導的各次演習都使他深受教育，他認為，自己之所以在較短的時間裡在戰役戰術方面有很大提高，應歸功於師長。朱可夫特別欣賞塞爾基奇對部隊嚴格要求、對部隊戰鬥訓練和政治教育深切關注的做法。他稱塞爾基奇是"一個稱職的教員，一個傑出的教師"。

　　塞爾基奇對朱可夫怎麼評價呢？他在關於朱可夫能力的報告中寫道："朱可夫同志是一個精力充沛的、果斷的指揮員。由於他在教育和作戰訓練方面的工作，該團在各方面都達到了要求的水平……作為一個團長和單一首長，他有良好的訓練，應提前晉升為旅長。"

　　1930年5月，朱可夫被任命為薩馬騎兵第7師騎兵第2旅旅長。他的好友、在列格勒學習時的同學羅科索夫斯基在此之前已被任命為7師師長。他們之間很瞭解，關係也不錯。朱可夫任旅長的第2旅由39團和40團兩個團組成。朱可夫一上任就對兩個團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他意識到，39團是自己的老團隊，自然比較熟悉、親近，優點瞭解得多一些，但如果把39團作為40團學習的榜樣，40團的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會不高興的。於是，他努力去發現騎兵第40團的一切優點，即使是很微小的地方，也作為其他部隊學習的榜樣。他常常組織這兩個團一起進行戰術、射擊及政治教育等活動，交流兩個團的工作經驗。

　　比如，有一次，兩個團的黨組織聯席全會決定，通過進行訓練法指導課，示範如何幫助落後戰士轉變思想。第一課由39團一個政治副連長主講，他示範了與戰士談心等問題。然後，40團的政工人員把一群最不守紀律的戰士召集在一起，通過開誠佈公的談話瞭解這些戰士不守紀律的原因。結果發現有相當數量的戰士不守紀律不是自身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們的領導不瞭解戰士的性格和特點，不能公正合理地對待這些戰士的行為而造成的。朱可夫運用這種示範作業的方法，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朱可夫旅成了先進旅。

　　1929年底，朱可夫被派往著名的伏龍芝學院的高級幹部深造班學習，這是朱可夫第二次入正規院校學習。這次學習朱可夫受益頗大，令他終生難忘。當時高級幹部的課程具有相當高的水平，教員們都是戰術、戰役方面很有修養的專家。這時，正是蘇聯軍事學科的形成時期。在這裡，朱可夫得以讀到了大量的軍事著作，如，剛剛出版的伏龍芝遺作《伏龍芝選集》（伏龍芝已於1925年去世，年僅40歲），沙波什尼科夫的巨著《軍隊的頭腦》、《騎兵》，葉果羅夫的《消滅鄧尼金》，特裡安達菲洛夫的《現代軍隊的作戰特點》及圖哈切夫斯基的著作。特別是《現代軍隊的作戰特點》一書中對坦克在未來戰爭中作用的描繪，引起了朱可夫濃厚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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