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鋼似鐵-鐵托(114)

一一四

　　鐵托身為國家元首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以上，他會見過20世紀後半期的世界許多傑出人物，幾乎毫無例外，他們都談論過他的吸引人的風采，坦率的態度和他的聰明才智。他長於憑藉他那多重性格的各種特色，或者動用他的廣泛興趣的某些方面，與種種個性極其不同的人們進行結交，就像他在戰時贏得了諸如丘吉爾、亞歷山大、麥克萊恩、林賽。羅傑斯以及許多其他人的敬慕和欣賞一樣，他也在戰後的各種不同的人物中激起同樣的感情，這些人中包括納賽爾、尼赫魯、海爾·塞拉西、埃莉諾·羅斯福、艾夫裡爾·哈裡曼、安奈林·比萬以及一些英國皇室成員。在不同的恰當場合，他既能嚴肅又能詼諧——甚至是說些粗話。當激怒時，他也會態度粗暴，惡語傷人。他宮於人的感情，喜怒哀樂常常激發於外，又樂於與人交際，年事雖然已高，這種能力看來並未衰退；他對戶外生活和活動的喜愛也一如既往。

　　他在亞得里亞海頂端的布裡俄尼島上接待了許多官方的和私人賓客，在他的若干官邸中，這個地方最為他所喜愛。這座方圓大約70英畝的美麗的亞熱帶海島成為一所特殊的莊園。除了他自己的私寓外，還有為官員和來訪者準備的別墅和賓館。他自己的別墅相當簡樸；屋內飾有遊擊戰爭時的照片、他生活中其他時期的紀念品，以及從南斯拉夫和世界各地收到的禮物。由於他對國事和共產主義者聯盟的工作持有這樣一種永久不懈的興趣，由於他一貫認為自己有責任接見大量的各種類型的人，他自己就剩不下多少時間了。

　　為了得到一個連布裡俄尼也不能提供的私寓，他在布裡俄尼對面的小島萬加島上修建了另外一幢房子。這裡有他休閒用的各種設備。他是個熱情的業餘攝影愛好者，這裡設有一個供他自己沖洗旅途中的照片的暗室。他有一個車間，可以在這裡親手進行金屬加工，保持他在很早以前學來的手藝。他也種一個小園子，在絲柏與棕桐中間隨坡陡下，直達蔚藍色的海面。他的物質生活已超過了童年時代的夢想。他擁有想得到的、適合於各種場合；由最好的裁縫製作的一切漂亮服裝。他一直愛好服裝，把它作為成功的外在標誌，而又笑自己竟能寬恕這樣一種弱點。他依然戴著在1940年用他翻譯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掙得的錢買的那只鑽石戒指。這是成功的標誌呢，對惡運的護符呢，還是另一種生活遺留下來的紀念品呢？

　　而1928年在薩格勒布法庭上對社會高聲挑戰的那個英勇而熱情的年輕共產黨員怎樣了呢？經歷了40年的共產黨人生活和一場成功的革命之後，他身上到底還有多少當年的東西保留了下來？回顧這一特定經歷時，鐵托不能不得出結論說：雖然當時他的舉動可能看來有些傻氣——連許多共產黨員也持這一看法，雖然這樣是有失謹慎，在一定程度上與他的性格不相一致，但卻觸發了一系列的事情，推動他承擔起他的事業，終而使他達於高位。經歷這次徒刑之後，鐵托就全心全意地獻身於共產主義；雖然他一生中對共產主義的含義的理解有過變化，他仍然自己認為終身是個實心實意的共產主義者。「從一開始我就是個守紀律的共產黨員，」鐵托在70多歲時說過，「但我總是設法避免意見分歧。遵守黨的紀律這一點，一直到現在我也沒有真正改變。即使在今天，我仍然是個守紀律的共產黨員。」講這番話時，他按照紀律接受俄國對於共產主義的解釋（殘酷、愚蠢和缺乏效率，恰如過去經常表現的那樣）的時代早已結束。

　　1941年以後，鐵托的紀律和服從是對自己的共產主義原則和行為準則的紀律和服從。到這時，鐵托已親手並以他人的大量幫助，注重實效地發展了他自己的共產主義制度，全世界稱之為鐵托主義。鐵托自己並不喜歡這個名詞。他在南斯拉夫所努力發展的政治制度，一直是由南斯拉夫特定的條件決定的。鐵托知道這不是共產主義，所以他寧願稱之為社會主義，因而表明這是向共產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而共產主義，他承認則是屬未來的理想（這和他青年時代的信念顯然不同，他已經成熟了）。他也許還感到共產主義永遠只能是個理想而已。他沒有這樣說，但當埃莉諾·羅斯福讓他明確地談談自己的政治哲學時，他的說法和這點極其近似，他回答說：「我認為可以把自己稱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於鐵托主義的南斯拉夫國家的指導思想，民主社會主義在許多方面都是合適的寫照。南斯拉夫已經成為這樣一個國家：國有化和私有財產、強大的中央權力和地方分權、工人管理和國家控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存，合為一體，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結果；而當結果不能令人滿意時，鐵托主義便表現出一種靈活性或及時掉轉方向，或調整各種成分的比例，而不為預先想出的教條般的概念所束縛。當教條本身證明無效時，他也可以重新加以考慮。

　　鐵托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對此，1928年在法庭上不允許他作出解釋，事實是，他青年時代目睹了大多數人民的悲慘境遇，他作為共產黨的一員，為的是努力改變這種狀況。而為了進行這一努力，他欣然接受了作為一個革命者必然帶來的那些艱苦和危險。他在晚年時所得到的物質上的報答是他絕對不可能預見到的，而對他的政治抱負也從未起過任何作用。一旦得到這些酬答，他便安然享受，但在鐵托的大半生中，這種理想卻是前進的動力和目的；這一理想的部分實現，便證明他在政治上不虛此生。今日的南斯拉夫社會在繁榮、平等和受到外人尊重等方面來說，都遠遠地超過了鐵托年輕時代的南斯拉夫，這是任何人也不會懷疑的。

　　這一變化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歷史的必然進程，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欽托的干預，不可能確切判別，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個人在指導南斯拉夫和共產主義的這些發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人們甚至懷疑，倘若沒有鐵托，南斯拉夫的革命能否成功。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一旦沒有了鐵托，目前的南斯拉夫國家是否能夠繼續存在下去？使之永久穩定，確保它的獨立和根本的社會主義性質（鐵托堅持不渝為之奮鬥的原則）不致失掉，這一直是鐵托晚年的一個主要問題，也是一個他知道他將永遠見不到答案的問題。

　　鐵托藉以掌握政權，使革命取得成功和新國家賴以統治的工具是共產黨。雖然它更換了名稱、作用和組織，鐵托相信，它的繼續掌握無可爭議的權力，是他花費了如此巨大精力去建立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國家繼續存在的必要條件。鐵托決非是那種相信它應當一成不變的人；他知道，要生存下去就要變革。他支持自由化政策從而取消了黨的機械控制。但他從未接受多黨制政府的想法，相信這些想法將使政治生活陷於地區性和宗派性的紛爭，造成分崩離析的局面，這就不僅會毀掉社會主義制度，也將毀掉現在的這個國家。這很可能導致西方式的民主或俄國的干涉，把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強加於南斯拉夫。他認為這兩者中的任何一種都是一場災難。這些考慮，特別是對俄國的擔心，說明鐵托為什麼在南斯拉夫得到如此普遍的擁護。他一直是穩定、戰鬥的領導班子和清醒的政治頭腦的保證，是一個贏得和保持了人民的信任的人，是一個可以向他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困難問題，並深知他定能盡力找到一個公正的和公平的解決辦法的人。

　　鐵托是否也曾考慮過他的革命的代價，這一點他卻沒有表現出來。他是足夠現實的，他懂得，每一場革命都要求以死亡、監禁和不公正作為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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