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鋼似鐵-鐵托(107)

一〇七

　　上午的工作結束後，鐵托吃午餐。根據南斯拉夫習俗，午餐是一天的正餐，鐵托常常請他的朋友一道吃。他的秘書也經常在座。午餐以後，鐵托回到自己的房間裡去。這段時間他通常用於閱讀。鐵托的辦公桌上每天都放著南斯拉夫出版的最重要的書籍。他把所有的書都翻閱一下，揀他認為最有興趣的拿到他的私人圖書室去，在午飯後閱讀。他喜愛的外國作家有巴爾紮克和司湯達、歌德、德萊塞、馬克·吐溫、傑克·倫敦、阿普頓·辛克萊、辛克菜·劉易斯、吉卜林和布萊姆。在鐵托的私人圖書室中還有許多描寫自然和動物的書籍。有時候，鐵托在午餐後也下下棋，但他的棋藝平平。

　　有時候鐵托在午飯以後也騎騎馬。這是他喜愛的運動之一。他常常是在貝爾格萊德四周的樹木蔥寵的小山之間馳騁。

　　下午的大部分時間鐵托獨自呆在他的房間裡。他不是讀書就是休息。

　　鐵托喜歡音樂，他最喜歡維也納輕音樂。在古典作品中他喜歡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有人問他喜歡不喜歡爵士樂。他回答說：

　　「那不是音樂，是鬼叫。」鐵托家裡有不少畫的原作和複製品。

　　對於繪畫，他是這樣說的：「文藝復興派我最喜歡。在現代、近代的畫家中我喜歡德拉克魯阿和早期的印象派畫家。我在莫斯科時曾經研究過格拉西莫夫和其他一些人的作品。這些根本算不得是繪畫藝術，儘管他們把它叫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種藝術同他們賦予它的名稱風馬牛不相及。它給人們的印象是，畫這些畫的人簡直沒有靈魂，他們用畫筆就好像用鐵鍬一樣。」鐵托也喜歡體育。鐵托常在午飯後去看足球比賽。足球是南斯拉夫最流行的運動項目。每逢有盛大比賽，貝爾格萊德的40萬居民中就有6萬人前往觀看。但是當總統後鐵托不去看球了。他一直通過報紙瞭解比賽的結果。有人同他打趣說，他所以這樣做，原因之一大概是他喜歡的「遊擊隊」足球隊狀況不佳。但是鐵托不願意表示他是這個隊的擁護者，因為南斯拉夫人都非常喜歡支持他們各自喜愛的球隊，而鐵托不願意傷害擁護其他球隊的人們的感情。

　　每逢星期六，鐵托往往出城打獵。鐵托的槍法很好。但是他很少真正打獵，倒是更喜歡在曠野走走。

　　鐵托雖然是個勤奮的工作者，但他在白天總要擠一點時間休息。他的晚餐很簡單，不外乎酸奶酪、法蘭克福香腸之類。晚餐後鐵托有時看看電影，他比較喜歡輕鬆快活的影片，但有時候也欣賞一下歷史片和紀錄片。

　　鐵托如果不看電影，就在晚間請些客人來。他最常請的客人有卡德爾、吉拉斯和蘭科維奇。鐵托是個善於社交的人。由於他好客，座上常有客人。

　　例如他常常請40個朋友來一道度除夕。午夜時端上熱的炸油圈。這時他們還跳舞，鐵托常常表演他年輕時在維也納學的華爾茲。鐵托不時也上劇院去，他對於話劇和歌劇都很喜歡。

　　但是鐵托在晚間最喜歡的還是討論問題。這樣的晚上通常以一種叫做「納什皮策」的特殊的檯球比賽開始。這種檯球的打法是把5根小柱子放在球臺的中間，只能用白色的球去碰它們。如果用紅色的球碰倒了這些小柱子就要失分。一場比賽打到有人贏到100分就算結束，不足50分的人要受到捉弄。

　　打檯球的時間不長。之後大家坐下來開始討論，所談的通常是些理論問題。常常是，某人提出一個論點，展開討論。有時候時間拖得很長。如果當天晚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討論在第二天晚上繼續進行。

　　這種形式的聚會，通常是在午夜鐵托去睡覺的時候結束。

　　鐵托展望未來，也回顧過去。

　　南蘇衝突在鐵托的政治生涯中佔有重要位置。這段歷史是難以令他忘懷的。

　　當別人問他如何看待這段往事時，鐵托是這樣回答的：

　　「我認為，當我們與俄國人發生公開衝突的時候，我們所經歷的過程是很典型的。首先而來的是震驚，緊接著便是難以置信的力量。這意味著，至少我國絕大部分的人民在1948年6月的日子裡，一刻也沒有迷失目標……

　　「實質上是如此。只是過程不這麼簡單。毫無疑問，整個衝突，特別是那篇決議，對我國的人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們南斯拉夫人，儘管有許多懷疑，內心裡卻憧憬蘇聯，信任斯大林。我親眼見到，在大戰中遊擊戰士們倒下去的時候，嘴裡還喊著斯大林的名字。我們成年累月自始至終地向我國人民說，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不會是徒勞的。

　　對於1948年以前我們公開而真摯地瞻望蘇聯一事，我們不需要隱瞞，現在也不需要感到羞愧。對以前的幻想，我們不感到羞愧；恰恰相反，我們應引以為自豪。那是些積極的東西，反映出我們對進步和社會主義有著根深蒂固的信仰。在1948年6月的日子裡，斯大林用腳粗暴而殘酷地踐踏了這些東西，那深深地傷害了我們，但是，我們對社會主義沒有喪失信心；我們開始對斯大林喪失了信心，因為他背叛了社會主義事業。

　　「毫無疑問，同俄國人決裂引起了失望和悲痛，那些日子所以很艱難，是因為有其他的憂慮：社會主義的前途，我國的前途和怎樣利用自己的資源，以最適合於我國人民的方式為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這些是我在1948年6月最大的憂慮。

　　「那時我很清楚，這次衝突不是一件瞬息即逝的事情，而是，它標誌著一個決定性的挫折，一場明確的衝突，我對前景是明確的，但是，我感到很棘手，因為當時我還不能看出使我們擺脫已處於困境時的各種可能性。我不知道西方的反應如何，但是，我有準備去和每一個危險搏鬥。

　　「無疑，那個時候是艱難的歲月，但也是偉大的歲月。1938年，我們在莫斯科討論是否要解散共產黨時，我也有過類似的體驗。當時所有在蘇聯的南斯拉夫領導人均已被逮捕；我是孤零零的，黨被削弱了，又沒有領導；我隻身在那裡。季米特洛夫問我能不能完成任務——他說他對我完全有信心，但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當時正在逮捕那些願為之赴湯蹈火的人們。

　　「因此，從一種角度來說，1938年的日子比1948年的日子對我更為艱難，當時一個名副其實的黨並不存在，但是，1948年有了一個強大的、團結的黨。

　　「1948年之所以艱難，不僅因為我們斷絕了與克里姆林宮的關係，而且因為他們在卑鄙地進攻我們新的革命。這是道道地地的干涉，十月革命也經歷過這種干涉，不過那對列寧要容易得多，列寧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支持他。

　　我們的革命在斯大林的壓力下，當時正瀕於窒息，因為這種壓力在迫使全世界的工人運動宣佈反對我們。我意識到，我們最艱巨的任務之一便是粉碎斯大林散播的誹謗。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