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鋼似鐵-鐵托(92)

九二

　　致約·維·斯大林和維·米·莫洛托夫同志——在答覆你們1948年3月27日的信時，必須首先強調，我們對信的語氣和內容感到異常驚訝。我們覺得，信中之所以有這樣的內容，即對個別問題有這樣的指責和態度，是對這裡的情況不夠瞭解的緣故。對你們的結論，我們只能用這樣的事實來解釋：這些不準確的帶傾向性的情報，蘇聯政府一定是從它的代表們那兒得到的；而這些代表，由於缺乏瞭解，一定是從各色各樣的人（不是知名的反黨分子，就是各種不滿分子）那兒得到這種情報的。

　　在南共中央全會上，已完全搞清楚並且已經證實，斯·茹約維奇和安·赫布朗是向蘇聯駐南斯拉夫代表提供關於所謂某些領導人聲明和關於我們整個黨的不準確的誹謗性的情報的主犯。他們期望借這種不準確的誹謗性的情報，來掩蓋他們的反黨活動及其早已被揭露的破壞領導之間和全黨團結的傾向和企圖。另外，來自這種人的情報不可能是客觀的、富於好意的和準確的，而且通常是具有特定目的的。具體到這件事，這種情報的目的，就是給我們党的領導也就是給新南斯拉夫造成困難，使發展我們國家這個已經很艱難的任務更加艱難，使五年計劃落空，以致使社會主義在我國不能實現，我們不能理解，為什麼蘇聯代表時至今日還未堅持同我們負責人核實這種情報，即堅持向南共中央或政府索取這類情報。我們認為，發出那種情報是反黨活動，而且也是反對國家的，因為它損害我們兩國的關係。

　　無論我們每個人多麼熱愛社會主義的故鄉蘇聯，他決不能愛自己的國家亞于愛蘇聯，因為他自己的國家同樣是正在發展社會主義——這裡具體說就是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的成千上萬最進步的人們已經為國捐軀。我們深知，這種道理在蘇聯也是這樣被理解的。

　　特別個人驚奇的是，在卡德爾、吉拉斯和巴卡裡奇作為我們黨和政府的代表在莫斯科逗留期間，此事一點也沒提及。從你們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我們的代表團到達莫斯科之前，你們政府就已經掌握這些情報和類似情報。在我們看來，同軍事和非軍事專家的關係問題以及別的問題，那時本來是可以向我們代表團提出的。

　　我們認為有必要通過這個代表團，或者甚至在此以前，通知我國政府，說明蘇聯政府不滿意我國人民對待蘇聯專家的態度，應當用某種方法消除這種狀況。但所發生的情況卻是，蘇聯政府不給予任何官方通知就決定撤退軍事專家，從而使我們面臨既成事實，給我們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難。

　　至於撤回一些蘇聯軍事專家的問題，那是由於我們財政困難決定把專家人數減少到必要的最小限度。除此之外，我們看不出有別的什麼原因。

　　1946年聯邦政府總理鐵托曾正式通知蘇聯大使拉夫連捷夫同志說，由於多種原因，要我們付給蘇聯軍事專家這麼高的工資幾乎是不可能的，請他將這一要求和我們希望蘇聯降低支付專家的條件一事一併轉告蘇聯。拉夫連捷夫大使接到蘇聯的答覆：工資不能減少，我們可以自便。鐵托隨即告訴拉夫連捷夫，既然如此，我們只好在不給我軍建設造成巨大困難的情況下，儘快地減少專家人數。蘇聯專家的工資4倍子我們軍隊司令員的工資，3倍于我們聯邦部長的工資。我們軍隊的一個司令員，一個中將或上校，當時一個月的工資是9000—11000第納爾，而一個蘇聯軍事專家，中校、上校和上將，則拿到30000—40000第納爾。

　　同時我們聯邦部長們的月薪是12000第納爾。顯而易見，我們感到這不僅是財政負擔，而且政治上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在我們的人員中曹引起誤解。因此，我們作出減少蘇聯軍事專家人數的決定正是由於上述的這些原因，而不是其他。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排除我們某些人說過不合時宜的話的可能性。假若如此，就有必要把有關情報提交我們，並提出充分的證據：毫無疑問，我們一定會設法使此類事情不再發生。這裡我們必須提出，有些蘇聯專家並不總是表現得那麼好，這就引起了不滿，結果各種各樣的議論就違背我們心願地開始冒了出來。這些言論後來被歪曲了，而這些歪曲了的說法又傳到了蘇軍司令部。然而我們認為這些事情是無足輕重的，決不會因此影響我們兩國的關係。

　　對信中關於吉拉斯舊事的那一部分，我們尤其感到驚訝。信中說：「根據這些事實，我們就不難理解吉拉斯在南共中央一次會議上所發表的有關蘇聯軍隊的那篇眾所周知的侮辱性的聲明，說什麼蘇聯軍官從道德觀點上看還不如英國軍官。」吉拉斯從來沒有以這種方式發表過這樣的聲明。1945年鐵托對此作過口頭和書面說明。斯大林同志和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員對這個說明當時是滿意的。我們不能理解，你們為什麼把曾被證明是歪曲了的而且是不準確的指控，重新作為證據提了出來。我們再一次強調，吉拉斯和我們任何領導人對蘇聯軍官都沒有這種看法。只有那種不僅與蘇聯而且與南斯拉夫為敵的人，才會有這樣的看法。

　　在貿易關係上存在的問題應當解決，以便使貿易關係得以正常發展。我們不否認我方在商務方面有疏忽之處，但是我們不能相信這可能成為削弱我們在商業上合作的充足理由。我們不能認為克魯季科夫和我們的外貿代表們之間發生的事件僅僅是誤會。克魯季科夫清楚地告訴我們的代表，因為蘇聯政府不能在1948年簽署進一步交換貨物的議定書，我們已在貝爾格萊德等候去莫斯科的貿易代表團就不必去了，他還說，到1948年底才有可能再商討這個問題。克魯季科夫把這番話告訴了我們外貿部副部長茨爾諾布爾尼亞同志和我們駐莫斯科的商務參贊。當我們的商務代表問起，這是否就是蘇聯政府的態度時，克魯季科夫說，這就是蘇聯政府的態度。

　　我們認為，假若我方貿易機關有什麼不合常規的行為——我們相信在交貨和整個貿易關係方面可能有這種情況——那麼可以找到某種雙方同意的方式以消除一切有礙我們兩國貿易關係正常發展的因素。

　　我們認為，我們雙方應當共同調查和消除一切有礙我們兩國經濟合作正常進行的因素。

　　你們信上斷言南斯拉夫國家保安局跟蹤蘇聯專家和其他蘇聯人，這是不真實的。從來無人發佈過這類決定，而且蘇聯公民被跟蹤之說是不真實的。這是有人捏造的情報，說蘇聯政府的代表和共產黨情報局的尤金同志被跟蹤，這更不準確了。

　　我們不能理解，這種把蘇聯政府引向錯誤的誹謗，適應了誰人的需要。倘若果有其事，我們還是希望把具體事實告訴我們。

　　你們3月27日的信上說，我們在搞反蘇批評並且批評蘇共，來信說南共領導人正在進行這種批評。信中還說，這種批評是背著黨員進行的，是不懷誠意的，是鬼鬼祟祟的，是虛偽的，等等。你們點了吉拉斯、伏克曼諾維奇、基德裡奇和蘭科維奇的名字，而且，據說還點了一些人。這就是說，信上點了新南斯拉夫一些最著名的、最受愛戴的領導人，他們在我黨多次處境困難時都經受住了考驗。

　　我們很難理解，怎麼能夠提出這樣嚴厲的指控而不說明其來源。更個人驚訝的是，竟然把我們領導人的言論與托洛茨基從前的言論相提並論。信上引述了所謂他們的言論的一些片段，譬如，「蘇共蛻化變質」，「蘇聯正企圖從經濟上支配南斯拉夫」，「在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猖獗」，「共產黨情報局是蘇聯操縱其他黨的工具」。信中還說「這些反蘇言論通常被左的詞句掩飾起來，諸如『社會主義在蘇聯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而唯獨南斯拉夫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真正代表」。

　　以這些以及類似的從各種可疑的提供者那兒長期搜集來的情報為根據，片面地將其歸咎于新南斯拉夫領導人，好像他們真的說過這些話，就這樣呈報給蘇聯領導人，無疑有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並且把它們說成是反蘇言論。不過，我們覺得，以身分不明的人和可疑的情報作依據來做結論，對於在南斯拉夫宣傳蘇聯方面作了極為寶貴的貢獻、並在解放戰爭中贏得極高聲譽的人們提出像信中所說的那些指控，是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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