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捭闔-斯大林(23)

二三

　　1922年，斯大林又被指派草擬憲法，通過這部憲法俄國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列寧看到並同意了的原草案中，中央政府的權力僅限於國防、外交、對外貿易、鐵路和交通。包括政治警察在內的治安工作是放在地方政府權限之下的。在那一年的年尾，斯大林被派到格魯吉亞去同強大的反對派進行鬥爭，並且運用政治警察把反對派監禁起來。列寧對此進行了嚴厲批評，並口授了一些記錄，指出斯大林應對格魯吉亞的過火行為「負政治責任」。並建議代表大會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職位上調開，讓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務。

　　列寧在寫給黨代表大會的信中說過：「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他又說：「斯大林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樣，只是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志，少任性等等。」②

　　當1923年4月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時，列寧因病未能出席大會向斯大林提出非難。在那次大會上有兩件事顯示了斯大林的力量和做法。他在代表黨中央做報告時，說明黨正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獲得控制地位。共產黨員的比例在地方工會幹部中已從27％增加到57％，在軍官中從16％增加到24％。一切組織都逐漸處在黨的控制和絕對領導之下。第二件事是斯大林對於一個要求在黨內有更多討論自由的批評者的回答。斯大林說：「黨不是辯論會。俄國正處在帝國主義豺狼的包圍之中，而在兩萬個黨的基層組織中討論一切重要問題，就會把我們手中的牌都攤在敵人面前。」這次大會，斯大林在每一個問題上都取得了勝利。大會以後，持不同政見者聚眾鬧事時，就遭到政治警察的逮捕。每當「民主自由」與國家安全的概念之間發生衝突時，他總是選擇安全，將安全列于自由之先。

　　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時，斯大林主持喪禮，他在執佛者中處於突出的地位。儘管有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即後來所謂列寧「遺囑」，斯大林卻有許多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列寧的最忠實的學生和當然的繼承者。他已經是一個有著20多年黨齡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時期的歷屆中央委員，並曾在6個暴風雨般的革命年頭中直接在列寧手下工作。特別是在十月革命和外國武裝干涉最嚴重的歲月裡，立下了無人比擬的卓越功勳。論黨齡，論功績，斯大林都是佼佼者。關於列寧那次對他「過人行為」的批評，很容易看成是由於列寧患病而產生的誤會，如果列寧康復了的話，這是可以弄清楚的。而所有其他的領導人都曾和列寧發生過更嚴重的衝突。托洛茨基曾多年反對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武裝起義的時刻公開反對起義，並在非布爾什維克的《新生活報》上洩露了黨中央關於起義的機密。列寧都原諒了他們。同這些人對列寧所負的罪過比較起來，斯大林的過失在他自己看來，很可能算是微不足道的。

　　在以後的幾年中，斯大林在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的關鍵性決策中，他逐個擊敗了黨內的反對派，例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每一個反對者都斥責過斯大林「專制」，可是每一次斯大林都設法掌握了政治局中的多數，同時通過種種手法，得到廣泛的群眾支持。然而，隨著每一個反對者的失敗，提出不同政見的權利愈來愈受到排斥。到了1927年12月，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宣稱，「附和反對派是與黨籍不相容的」。在每一次勝利之後，斯大林都向被擊敗的反對者伸出手去，如果他們承認了錯誤就把他們接納回來，重新分配工作。當托洛茨基表明決不退讓時，斯大林就建議驅逐他，把他從俄國趕了出去。

　　據當時生活在蘇聯的美國作家斯特朗說，在列寧逝世以後的最初那些年月裡，斯大林待人是謙虛的，直爽的，樸實的。他對問題的分析異常明確。

　　當年，斯特朗在蘇聯創辦了英文的《莫斯科新聞》報紙，後來同她的蘇聯同事發生了惱人的糾紛，以致她要辭職，甚至在失望之餘想要離開蘇聯了。經一個朋友的勸告，她向斯大林提出了申訴。斯大林的辦公室打來電話，要她「到這裡來同幾位負責同志談談問題」。當她發現自己是在同斯大林、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以及她所控訴的那些人坐在一張桌前時，她簡直發呆了。

　　小型的政治局、全體蘇聯的指導委員會在處理她的申訴呢！

　　斯大林先問她是否能聽懂用俄語進行的討論，從而消除了她的緊張。接著他提出一個問題，讓大家發言。他隨便坐在一旁，聽別人講話。起初，斯特朗感到失望，因為他那樣沒有威儀。後來，她才意識到斯大林正是用偶然插一句話，提一個問題，或者著重地重複別人的話來引導討論的進行，並使它不離開主題。當他把所有的看法都引出來了以後，斯特朗開始對她所控訴的那些人產生了諒解之意。她曾想辭職，一走了事。可是當斯大林重複問道：

　　「這就是全部嗎？你在其他方面很滿意嗎？」「我內心潛在的願望蘇醒了，」斯特朗說：「我發現我所真正要求的乃是一張更大、更好的報紙，而有了已經達到的新的諒解，這件事現在看來已是可能的了。」從那時起，斯特朗就把斯大林看作她所遇到過的最善於主持會議的人。他能夠「以達到天才程度的速度把各種不同的意見引向和諧，並且在許多不同的意見中間指出正確的道路，從而喚醒和鼓舞要求行動的願望。」斯特朗後來在《斯大林時代》一書中寫道：「我住在蘇聯的所有那些年月裡，從來沒有聽蘇聯人談到過『斯大林的決定』或者『斯大林的命令』，而總是談到集體作出的『行政的命令』或者『黨的路線』。當談到斯大林時，他們稱頌他的『明確』，他的『分析』。原因是，他不是一個人在想，而是同科學院的智囊團、企業和工會的負責人一起商量而思想的。即使到了後來，當人們過度地把他神化了的時候，他們也不是把他稱為『偉大的統治者』，而是把他稱為『偉大的導師』，革命道路的領導人。」

　　1929年12月21日，全國慶祝斯大林50壽辰，盛況空前。報紙競相發表頌揚的文章。克里姆林宮的牆上掛滿了巨幅畫像。每個城鎮的廣場上和公共建築物內到處是斯大林的全身塑像和半身塑像。全國各地的黨組織、工廠、集體農莊以及一批一批的人向他發出了效忠信。「斯大林是當代的列寧」的口號出現在各種旗幟上，響徹各種集會。斯大林的名字被用來命名城市和鄉鎮，帕米爾的最高峰被命名為斯大林峰。他的名字和肖像成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各種各樣的崇拜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表達了群眾對党和領袖的崇敬和熱愛。但是，一旦這種崇拜取得勢頭，他能否煞住車就很難講了。在某種程度上，他已成為他自己權力和地位的俘虜。

　　斯大林盡力同黨和政府的各個部門保持著直接的聯繫。從他生涯的早期開始，他就養成了一種通宵工作、白天打幾次短盹的習慣。他長時間地呆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裡。夏天一有空閒，他就到離莫斯科不遠的祖巴洛沃的別墅去。這是他和妻子、孩子們以及親戚朋友們生活的家，就是在此時此刻，他才像一個輕鬆的家庭成員。

　　根據斯大林的女兒所說的一鱗半爪的情況，這幢房子具有溫暖而又活躍的氣氛。那裡有保姆、家庭教師，親戚朋友一大幫，熱熱鬧鬧、和和睦睦。

　　斯大林的妻子納佳的父母和姐姐也住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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