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危受命-丘吉爾(43)

四三

　　形勢發展急轉直下，盟軍節節敗退，潰不成軍。在這場巨大的戰鬥所引起的強烈震動中，張伯倫再也賴不下去了，只好被迫宣佈辭職，解散政府。

　　就在那天——1940年5月10日下午6時，國王緊急召丘吉爾入宮覲見。由海軍部沿公園林蔭路至皇宮，乘車只需要兩分鐘。雖然當天倫敦的晚報上充滿了大陸方面傳來的驚心動魄的消息，但對於內閣危機則隻字未提。公眾現在還沒有充分的時間來理會國內外發生的一切情況，因此在皇宮門前，也沒有等候的群眾。

　　丘吉爾于下午6時准點抵達皇宮。國王以一種銳利的和奇妙的眼光注視了丘吉爾一會幾，然後對他說：「我想你不知道為什麼我要找你來吧？」丘吉爾順著他的情緒回答說：「陛下，我簡直想不出為什麼。」國王笑著說：

　　「我要請你組織政府。」丘吉爾表示欣然領命。但是，他立刻感到責任重大。

　　在這非常時期，只有組織舉國一致的政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能應付當時「搖搖欲墜」的局面。丘吉爾告訴國王，他將立即邀見工党和自由党的領袖，並建議組織一個包括五個或六個閣員的戰時內閣，希望在午夜以前，將內閣名單呈報國王。

　　丘吉爾回到海軍部後，立即邀見工党領袖艾德禮和格林伍德，同他們討論了新政府的組成。丘吉爾建議，工黨在政府中應占1/3以上的職位，在五人或者可能六人組成的戰時內閣中應占兩個職位。他要艾德劄提供一個名單，以便討論具體職務的安排。丘吉爾還提到貝文和亞歷山大等人。邀請他們出任高級職務，實為當前形勢所急需。在戰爭爆發前的十年間，丘吉爾多少處於獨立的地位，與保守黨和張伯倫政府發生的衝突與磨擦，遠遠超過他和處在反對黨地位的工常和自由黨的衝突。這天晚上，他們進行了一場愉快的談話，然後工党領袖就告辭，用電話通知他們在伯恩默思的朋友和追隨者。

　　他們彼此之間，在48小時內，保持著最密切的接觸。

　　為了減少政府的阻力和排除不必要的干擾，丘吉爾繼續邀請張伯倫擔任樞密院院長，並決定在當晚9時前張怕倫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宣佈他已經辭職，同時呼籲全國擁護和贊助他的繼任者。大約在10點鐘左右，丘吉爾按照他所作的許諾，把戰時五人內閣名單呈交國王。陸、海、空軍三部大臣的任命，實力重要，關於這三部大臣的入選，丘吉爾心中早已決定。反對綏靖政策的前大臣艾登主管陸軍部，工党的亞歷山大主管海軍部，自由党領袖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主管空軍部，工党領袖艾德禮擔任掌璽大臣，後為副首相。同時，丘吉爾兼任國防部大臣的職位。但是，對於國防部的範圍和職權卻不打算加以規定。

　　這樣，在5月10日的晚上，在這場巨大的戰鬥開始時，丘吉爾終於取得了夢寐以求的大權。後來，他回憶1940年5月10日他「被授于主持國政大權」的心情時寫道：「在這場政治危機的最後的多事之秋，我在大約三點鐘上床時，強烈地感到自己如釋重負。我終於獲得指揮全域的大權了。我覺得我是幸運的人，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過是為了這個時刻，為了承擔這種考驗而進行的一種準備罷了。」丘吉爾始終認為，他命中註定要高居眾人之上。

　　他在國家最困難的時候當上了英國首相，並對自己所處的獨特地位充滿信心。他寫道：「我想我對全域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會失敗。因此，雖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卻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夢中追求安慰，因為現實比夢想更加美妙。」但是，丘吉爾所面臨的形勢，確實是嚴峻的，正如他自己說的：「那漸漸聚集、鬱積已久的狂風暴雨，現在終於向我們猛烈襲來了。」在這有史以來最殘酷的戰爭中，第一次交鋒就有四五百萬人互相對壘。在上次大戰的艱難歲月裡和這次大戰的初期，英國人還習慣於躲在法國戰線的後面過日子，而今這條戰線在一個星期之內竟被摧毀得不堪收拾。

　　不到三個星期，久負盛名的法國陸軍竟土崩瓦解，潰不成軍，英國的陸軍被趕下大海，所有的裝備損失無遺。不到六個星期，英國人就發現自己成了孤軍，幾乎被解除了武裝，節節勝利的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軍隊，掐住了英國的咽喉，整個歐洲落入了希特勒的魔掌，而日本法西斯強盜，則在地球的另一半邊虎視眈眈。正是在這種非常時期，丘吉爾就任首相兼國防大臣的職務，擔負起首先組織一個包括所有政黨的政府的任務，以便採取一切被認為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辦法來處理英王陛下的國內外事務。

　　在大戰方酣的時刻組織內閣，的確責任重大。保守黨在下院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黨加在一起還多120余席。張伯倫是他們推選的領袖。丘吉爾說：

　　「我不能下認識到，在我對他們進行了多年的批評而且往往是嚴厲的譴責之後，我取張伯倫而代之，這對於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除此以外，他們大多數人必然瞭解，丘吉爾的一生是在同保守黨的摩擦或實際鬥爭中度過的；他曾經在自由貿易問題上與他們分道揚鑣，後來又作為財政大臣回來與他們共事。在這以後的許多年裡，在關於印度、外交政策和缺乏戰爭準備這些問題上，丘吉爾是他們的主要對手。接受他為首相，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在國難時期，「大炮的聲音是壓倒一切的」。

　　工党成員和某些又能幹又積極但未納入新政府的人，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要求肅清那些「有罪的人」，肅清那些應對慕尼黑協定負責或由於備戰不力而應受批評的大臣。其中哈利法克斯勳爵、西蒙勳爵和塞繆爾·霍爾爵士成了眾矢之的。但是，大敵當前還下好這樣做，如果按照這些人的意見，保守黨的大臣至少有1/3就不得不辭職。由於張伯倫是保守黨的領袖，開展這樣的運動，對全國的團結是有害的。丘吉爾竭力進行抵制，他說：「如果想拿現在來裁判過去，那就會失去未來。」這一論點以及當時的嚴重局勢，制止了那些所謂「迫害異端的人們」。

　　5月11日清晨，丘吉爾在給張伯倫的信中說：「一個月內誰也不變動住處。」這就在戰爭的緊要關頭避免了一些小小的麻煩。丘吉爾繼續住在海軍部大樓裡，並且把地圖室和樓下的幾十好房間當作他的臨時總部。「我希望今天晚上為英王把戰時內閣和作戰機構組織完備。戰爭促使我們不得不趕快完成……由於我們兩人必需如此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希望你再次遷入我們都很熟悉的你在10號的舊居，井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有什麼不方便。」丘吉爾接著寫道：「我並不認為今天有什麼必要舉行一次內閣會議，因為陸軍和其他部隊都在按照預定計劃進行戰鬥。但我仍希望你和哈利法克斯在晚間12時30分到海軍部作戰室來，以便我們一起查看地圖，進行商談，掌握前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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