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西列夫斯基(78)

七八

　　◎第十八章　遠東蘇軍總司令

　　對德勝利凱旋日，對日作戰運籌時；
　　受命獨身擔大任，遠東戰事賴以之。

　　1945年4月27日，也就是當東普魯士戰役勝利結束後的第二天，華西列夫斯基就奉最高統帥部命令離開了白俄羅斯第3方面軍。他知道，這次調離後等待他的將是更重大的使命，即由西線轉赴東線，奔赴遠東領導和指揮最高統帥擬議之中的未來對日作戰。

　　2月17日，早在雅爾塔會議剛剛結束、他到斯大林那裡去彙報工作、並被委派到白俄羅斯第3方面軍前線領導進軍普魯士的偉大戰鬥的時候，斯大林就曾告訴他說，在德國投降2—3個月後，蘇聯政府為承擔反法西斯盟國的義務，將在遠東地區展開大規模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作戰行動，並建議派他前去領導和指揮這次意義重大的遠東戰事。當時，斯大林還指示他說，最好由他在白俄羅斯第3方面軍和波羅的海沿岸第1方面軍中挑選出若干個精銳的集團軍，以便屆時派赴遠東戰區，作為對日作戰的蘇軍遠東部隊的尖刀。

　　「4月27日，我開始著手制定對日作戰計劃。」華西列夫斯基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到這時候，他才終於明白了當初他提出辭去總參謀長職務後為什麼斯大林把他列為最高統帥部大本營成員之一。顯然，在最高統帥的心目中，他和朱可夫仍是最得信任和賞識的軍事統帥，最高統帥仍是把他們倆人視作自己的左膀右臂一樣。因為，當時朱可夫元帥已經被派赴到最重要的柏林方向去了，那麼這個與之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遠東方向便非他莫屬了。

　　其實，早在雅爾塔三國首腦會議之前，斯大林就曾指示華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手安東諾夫，要求他們考慮究竟採用什麼辦法才能縮短即將進行的對日作戰的準備時限問題，只是那時他還沒有想到要派他去領導和指揮這次絕對重要的戰事罷了。他當時只是認為，這不過是他作為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人的分內之事而已。

　　現在，對蘇聯決定參加對日作戰問題略微作些追述和說明。

　　如果把事件的源頭追溯到1904年前後在中國東北大地上演出的那場駭人聽聞的日俄大戰，也許有些讀者會覺得離題太遠了，或者會認為那些年代的事情對後來的事件並不具有什麼重要的背景意義：因為那是帝俄時代的俄日爭奪，沙俄也是奉行擴張主義的封建軍事帝國；而1945年的事件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支援中國抗日或履行盟國反法西斯義務的舉措。因此這些還是不攪在一起的好，等等。

　　但是，在這裡有必要提醒或提示給大家：這是歷史，是不但根本扯不斷而且還緊密地纏繞、連結在一起的歷史！此外，尤其是在紛繁複雜的國際關係中，每一個民族或國家在處理各種國際事務中，都首先要參照並顧及過往的那些似乎已經沉睡了許久的歷史及歷史的聯繫；同樣，每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領袖人物都不會輕易地割斷他們的歷史臍帶，或者是自覺的和有意識的，或者是不自覺的和下意識的。要知道，就像人的感情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要接受理智的駕馭一樣，這種民族或國家間的歷史情結也會衝破意識形態的束縛或阻滯。更何況，在許多時候還往往有著更為重要的國家或民族的實際利益在背後作著強大的驅動呢！

　　是的，這種解釋確實有點兒抽象而且過於冗長，那麼就說些具體而實際的吧。稍有一定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斯大林克里姆林宮寬大辦公室的牆上，掛的既不是馬克思也不是列寧的肖像，而是俄國歷史上的一些著名的統帥和將軍們的巨幅肖像，如蘇沃洛夫、庫圖佐夫等，甚至如我們已經介紹過的，許多著名戰役和軍功章也都是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的。當然，這倒不一定非要給予非議或厚非；但是，當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爾塔密約中把掠取第三國——確切地說是中國——實際權益作為出兵對日作戰的先決條件的時候，就不能不讓我們和任何有正義感的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了。而且，這些問題如中東鐵路、南庫頁島、大連港國際化及租借旅順作軍事基地等，又都是經由1904年那場日俄戰爭的結果而引起來的。

　　可見，此役確為事之始因。

　　1904年春，為互相爭奪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權利，沙俄和日本兩夥強盜在關東大地上展開了廝殺。日軍先是在旅順口、蓋縣、遼陽至奉天一線大敗俄軍，隨後又在對馬海峽打得前來增援的俄波羅的海艦隊全軍覆滅。戰後，日本遂奪取原來在沙俄控制之下的旅順海軍基地，中東路瀋陽至大連一段（即所謂的南滿鐵路）、南庫頁島及其附近島嶼等勢力範圍。這樣，沙俄苦心經營的中國南滿地區特權全部被迫無償地轉讓給了日本。老牌沙俄帝國的侵略擴張政策終於敗在了新銳強盜的「大陸政策」之下。這使俄國人大為光火，心痛急煞。由此，兩國舊怨新仇交織一處，深埋心底。

　　1917年11月，列寧的新生社會主義蘇維埃俄國出現後，日本出於意識形態和遠東利益等多種因素，帶頭參與並策劃了1920年前後的14國聯合外部武裝干涉。其實，對日本來說，干涉布爾什維主義是藉口，真實動機和利害是實施蓄謀積久的侵略。1918年，日本即出兵西伯利亞並佔領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1920年又佔領了整個庫頁島。後因蘇俄軍民奮力苦鬥，才徹底擊敗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帝國主義武裝干涉活動，日軍也被迫於1922年10月撤出所佔領的大部地區，其中包括庫頁島北部。這樣，日蘇之間在遠東及中國東北地區的實際利益又回到了1904年日俄戰爭之後那樣的基本狀況。

　　此後，雖然1925年日本被迫承認蘇聯並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但兩國，尤其是日本卻一直也沒有放棄在遠東地區與蘇聯的爭奪。蘇聯政府也深感日本及其背後的美國是其在遠東地區的實際威脅，遂於1929年8月下令成立特別遠東軍；1931年日軍佔領中國東北地區後，蘇聯政府又決定建立遠東海軍。這是因為，日本內閣自1927年就制定了「北進」的侵蘇政策，其軍部也狂妄叫囂從北部擊敗蘇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將其關東軍司令部移至其傀儡滿洲國首都新京（長春）。蘇聯政府為阻止日本「北進」，爭取時間加強經濟建設，擴充實力，遂于1931年底向日本建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結果，在時隔一年之後被日本以時機尚未成熟而拒絕。蘇聯遂感問題嚴重，乃於第二年5月加強了特別遠東軍實力及其防務。越二年，又改遠東海軍為太平洋艦隊，增設外貝加爾軍區。

　　1936年11月，日本勾結德國法西斯簽訂了「德日關於反共產國際協定」，同時還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的秘密附屬協定」。後者是一個旨在反蘇的秘密軍事協定，它規定：締約一方受到蘇聯進攻或威脅時，另一方不得採取足以減輕蘇聯負擔的一切措施；不經對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蘇聯簽訂與本協定精神相違背的一切政治條約。至此，「東京—柏林」反蘇反共軸心形成（次年意大利亦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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