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寧次(98)_學達書庫

九八

　　9月9日舉行過投降儀式後，10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率一些高級將領，與岡村舉行了「親切會見」。雙方就反共合作問題進行了密談。何應欽等人聲稱：「日軍並非戰敗，中國軍亦非勝利。儘管如此，我等應停止一切爭議，讓既往之事付諸東流，而致力於中日之合作。」此時的所謂「中日合作」，無非就是共同對付與國民黨爭奪受降權的中共。果然，何應欽提出：「對日戰事結束了，國共戰爭就要開始，我們對共產黨作戰困難不少，蔣主席說要請貴軍協助。」

　　岡村寧次點頭贊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國投降，就應該忠實地為中國政府效勞。」

　　中秋節那一天，何應欽還派人送了兩卡車月餅和1卡車水果，到薩家灣日軍總司令部表示慰問。另外，何派王武上校單獨給岡村送了兩箱香煙和一箱茅臺酒等物品。

　　10月21日，岡村應何應欽之邀，又舉行了第二次會談。「這次會談，日方只我一人，對方有何應欽、蕭參謀長、鈕少將、王武上校（除蕭氏外均精通日語）。談完公事後，拿出甜酒，大家閒聊了兩個多小時。席上，何應欽極力高唱中日合作。其中，何應欽談話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一段，河上將說：『由於貴官認真負責的態度及貴司令部職員熱誠勤勉，使接收工作順利進行。應趁此機會培育中日合作的趨勢，使子子孫孫繼續下去。我任軍政部長以來，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國內情況未能如願以償，而日本軍部內，也有不諒解蔣委員長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啟戰端，誠不勝遺憾之至。我曾對磯穀、喜多兩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佔中國，外國勢將介人，事態將向困難發展。7月3日蘆溝橋事變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國放棄親蘇政策，並接受廣田五原則時，我也曾說過中日相戰兩敗俱傷，結果將使共黨勢力擴大。此事不幸為我言中。』何言畢舉杯與我暢飲。」

　　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是1946年5月5日，但蔣介石早在1945年12月20日就秘密來到南京。23日晨，岡村「突蒙蔣介石委員長召見，遂去總司令部作短時間面談」。一見面，蔣即對他在接收過程中給予的合作表示感謝，並躬身問安：「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請不要客氣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我們會儘量給予便利。」岡村後來回憶當時情景說：「蔣和藹之情溢於言表。……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946年6月，以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中共中原根據地為標誌，國共兩黨戰爭全面爆發。在何應欽、湯恩伯等人的建議下，岡村寧次被秘密聘為國防部高級軍事顧問，以發揮他的所謂「軍事天才」。此前，岡村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時根據對八路軍作戰的經驗而編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譯成中文後大量印發給國民黨軍各級指揮官。這年底，為了隱秘岡村的行蹤，國民黨當局把他從南京薩家灣原日軍總部大院遷居到鼓樓以西金銀街4號。

　　這是一幢獨門獨院的三層樓別墅。據說抗戰期間，別墅的主人到美國避難去了。別墅因長期無人居住，院內長滿了雜草。當時的金銀街以北是一大片墳地，晚上，幽幽磷火飄忽不定，令人毛骨悚然。因此，那時候金銀街白天行人稀少，晚上更是遝無人跡。何應欽親自出馬，左挑右選，才選中了這幢偏僻隱蔽的別墅，經過一番修繕後，把岡村安頓在這裡。

　　這個國民黨軍政大員的座上客兼高級軍事顧問，為什麼東躲西藏隱居在此呢？原來，遠東國防軍事法庭自將他列入首要戰犯後，于1946年8月、10月兩次發出傳票，要中國政府將岡村寧次押送到東京審判。國內許多報紙強烈要求政府審判岡村寧次。中共早在1945年11月5日《解放日報》公佈的2萬名戰犯中，就將他列為第一號戰犯。一些民間武術團體也遣殺手追捕岡村。駐南京的中外記者，也無時不在緊盯著他的行蹤。風聲越來越緊，強烈的聲討之勢使岡村坐臥不寧。蔣介石、何應欽為保護這位協助國民黨接收的「有功人員」和「軍事天才」，曾三次安排他遷居，均因不安全而未成，最後才選中了金銀街4號這幢別墅。

　　從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在華的大部分日軍、日僑已被陸續遣返回國，而且處理善後工作的各聯絡組織也相繼撤回日本。按理說，這個被封為「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長官」的岡村寧次，從1947年起除了接受審判外，就該無事可做了。但他在那幢小樓裡卻整天忙得焦頭爛額，緊張程度甚至超過了他任侵華日軍總司令官時期。那時候，他靠一幫得力助手、參謀，可以當甩手大掌櫃，還有空閒去釣魚、下圍棋，現在沒有那一套班子，他得事必躬親。而且，他的命運畢竟攥在人家的手裡，對國民黨軍政大員頻頻光顧來「詢問」、「討教」軍事作戰問題，他又不敢不支應。蔣介石待他也不薄，每月開銷按時送到，需要的生活用品有求必應，逢生日、節日，何應欽、陳誠、湯恩伯等總要在各自的公館內請他赴宴。他這時實際上成了國府大員們養在籠子裡的金絲鳥，想飛是飛不掉的，但也享受著優待。不過，出於一貫的反共立場，他還是心甘情願的。

　　直到1948年3月29日他被從南京轉送到上海之前，他在這幢別墅小樓裡總共住了約一年半。這期間，岡村遵國民黨軍事當局囑託，先後撰寫了《毛澤東的兵法及對付辦法》、《圍點打援是共軍的作戰特點》、《從敵對立場看中國軍隊》、《以集中兵力對集中兵力殲滅共軍》等分析報告和文章。其中，他稱撰寫《從敵對立場看中國軍隊》一文時，幾易其稿，歷時頗長，因為「我自少佐時代經常來中國，相當通曉中國內情，又屢與中國軍隊交戰，對其缺點也有充分瞭解，既受囑託，又願為改善中國軍隊略申己見，故直言不諱，加以批判。但拙著內容多涉及機密，故僅謄寫三份，兩份交出，一份留底，不久亦燒毀。據何應欽後來透露，看過該文件的只有何與蔣主席及另外一人」。可見岡村的這些文字，在蔣介石那裡有何等重要的分量。

　　同時，國民黨軍事當局每策劃一次新的作戰計劃，其作戰廳總會有人來造訪金銀街4號，拐彎抹角地打探一下這裡主人的意見，甚至後來岡村被內定「無罪釋放」臨回國之前，負責堅守大上海的湯恩伯還去追問他對長江防禦的看法。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們過於迷信所謂專家的意見了。其實戰爭的勝負，往往不取決於某個人的軍事才能，更決定於大勢之走向、人心之聚散，連岡村自己不也是因此而簽署了投降書嗎？。

　　對這個侵華日軍的總頭目長期逍遙法外且久無音訊，各界輿論紛紛向政府提出質問。起初，國民黨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聯絡部長官，遣返僑、俘工作尚未結束，何時對其拘留審理，當局正在研究中」，「目前在華仍有部分日本軍民和徵用的技術人員尚未遣返完畢，岡村現仍以聯絡員身分協助處理未了事宜」等語予以搪塞。但到了1948年3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派人來到南京政府國防部，聲稱要把岡村帶走，因為整個日本戰犯的審理工作即將結束，岡村必須在4月份遠東軍事法庭解散前到庭受審。

　　蔣介石、何應欽獲悉，左右為難。他們心裡明白，岡村去遠東軍事法庭，必定被判死刑，但若不把他交出，又怕因包庇戰犯而受國人抗議。於是，緊急作出兩條決定：1．2．對外稱岡村因肺病（也確患了此病）被監視居住，待病好送回國。然後出具了岡村的病歷證明，把來人打發回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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