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寧次(97)_學達書庫

九七

　　◎第三十三章　「無罪釋放」

　　岡村甯次大戰犯，交接有功受報賞；
　　優遇敵酋為反共，判為「無罪」被釋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傳統國際法中，發動和訴諸戰爭被當作主權國家的當然權利。那時的國際法裡無所謂侵略國與被侵略國的是非劃分。

　　當時以戰爭解決政治問題、推行國家政策的手段是合法的，任何國家都有訴諸戰爭的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利，即所謂的「訴諸戰爭權」。在這種情況下，戰爭犯罪並不包括發動戰爭本身的行為在內，而僅指交戰國軍隊在作戰中使用諸如有毒或其他禁止使用的武器，殺害或虐待戰俘、平民等行為。至於戰爭本身卻無可非議，發動侵略戰爭的統治者和軍隊負責人這些罪魁禍首，亦一貫逍遙法外，從未受過任何審判。就是曾入侵了大半個歐洲的拿破崙遭流放，也非經過國際法庭的審判，而是根據戰勝國元首的政令執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法有了新發展，1925年國際聯盟第六屆大會宣告：「侵略戰爭構成國際罪行」。同時，否定了以上級命令作為否認自己戰爭罪行的辯護理由之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德法西斯分子給各國人民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世界人民強烈地要求嚴懲戰犯。1942年，比利時等9國流亡政府在倫敦發表了懲治戰犯的宣言。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亦指出：「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爭罪犯，將處以法律之裁判。」同年11月6日，國民政府在光復後的南京設立「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並於12月中旬以後分別在南京、上海、北平、漢口、廣州、瀋陽、徐州、濟南、太原、臺北等10城市，成立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其中南京法庭直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後改隸於國防部。

　　1946年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岡村寧次和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戰犯名單。對此岡村自己也心裡有數，「中國事變以來，我雖未直接參與戰爭的謀劃，但一直在中國戰線先後擔任師團長、軍司令官、方面軍司令官，最後達到最高地位的總司令官。因此，在停戰初期，我自忖不僅將被判為戰犯，且死刑也在所難免」。但是幾經曲折，岡村最後競被蔣的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宣判無罪，並將其悄悄遣送回國，此舉大出國際、國內甚至岡村本人意外，這一案件的內幕究競如何呢？

　　「八一五」日本投降之時，蔣介石的中央軍大多還遠在川貴一隅的大後方，不可能很快趕到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接受日軍投降。而八路軍、新四軍等中共武裝，自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聲明後，發起了大反攻。新四軍已收復了大江南北10幾個縣城，主力已逼近上海、南京、合肥、武漢等地。新四軍為了接收城市，公佈了各省市領導名單：劉長勝任上海市長，黃克誠任江蘇省長，粟裕任南京市長，何克希任杭州市長，鄭位三任湖北省長，李先念任武漢市長。八路軍也任命了華北各省領導人。已經壯大起來的八路軍、新四軍與這些城市近在咫尺，而蔣的中央軍卻鞭長莫及。

　　怎麼辦？蔣介石思前想後，決定依靠日軍和偽軍替他先看管好這些地盤。8月16日，蔣電告岡村寧次，要他繼續堅守崗位，並負責維持秩序，所有武器裝備移交給重慶中央軍，而決不可向其他軍隊移交，遇到不法擾亂者，可作自衛反擊。華北、華東的大城市和日軍武器裝備交給國、共哪一方？這一決定權實際落在了岡村寧次手上。他權衡再三，認為蔣介石代表中國政府，且國民黨內親日派多，順從蔣的旨意，在戰後審判時或許能逢凶化吉。於是，岡村立即複電蔣介石：遵令執行。同時，命令所屬部隊在原地等待重慶政府軍隊來接收，對共產黨軍隊的任何要求，堅持予以拒絕，必要時可採取武力自衛，毋庸躊躇。

　　兩天后，8月18日岡村親自給在華日軍起草了《和平後對華處理綱要》，綱要指出：「皇軍停戰後，切不可鬆懈鬥志，要繼續堅持不屈不撓的氣魄和鬥志，加強對重慶政府的支持，要促進重慶中央政權的統一，協助中國的復興建設。關於移交武器、彈藥、軍需品等問題，要根據重慶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時間、地點，完全徹底地交付重慶政府軍隊。」

　　這個綱要是岡村自主決定起草了發的，應當說它與東京方面當時的主張並不一致。日決定投降後，東京大本營作為正式指令曾給岡村發來密電：「此際莫如將紅色勢力引進中國本上，使之與美方勢力發生衝突，引起東業之混亂，從而日本可坐收漁翁之利。」也就是說岡村應放手讓中共接收，使其實力進一步增強，與國民黨方面爭奪天下。這倒是符合作為戰敗者的日本統治集團當時的報復心態。後來不就是因國共內戰及朝鮮戰爭，使美國決定放鬆對日管制並扶植其發展，使日本獲得東山再起的機會麼？但是，當時的岡村拒絕了大本營這一主張，他從一貫堅持的反共原則立場出發，採取了「與國民政府緊密結成一體，斷然對付中共」的方針。這當然贏得了蔣介石對他的好感。

　　8月中旬，新四軍軍部曾派馮少白等，到南京與日軍總司令部聯繫受降事宜，岡村甯次得知後，採取敷衍態度搪塞，同時，又派參謀主任橋島等到籲胎縣黃花塘新四軍軍部，以種種藉口拒絕向新四軍投降。八路軍的談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莊等地也遇到同樣的拒絕。

　　岡村對共產黨冷若冰霜，而對國民黨卻主動熱情。8月27日，冷欣中將作為前進指揮所主任抵達南京時，岡村派小林淺三郎總參謀長率領百余名高級軍官前往機場迎接。當晚，小林淺三郎代表岡村在新街口福昌飯店宴請冷欣。席間，小林對冷欣說：「我們盼望著由你們來接收。這幾天，我軍在前線仍在與八路軍、新四軍對峙。他們要受降，我們命令部隊抵抗。上海中共地下黨準備組織10萬工人大起義，與新四軍蘇浙軍區裡應外合攻佔上海，這一行動被我們制止了。」

　　冷欣對此表示感謝，稱：「如果沒有貴軍的大力協助，許多大小城市早成了共產黨的天下了。」接著，雙方相互敬酒，場面十分親熱。

　　戰爭結束初期，國民黨同內部掀起了一股所謂「中日合作親善」的怪潮。按照蔣介石的指示，為了「不刺激對方」，對投降日軍，一是不稱俘虜，而稱「徒手官兵」；二是到遣返為止，不解散其部隊的指揮體制。只是將侵華軍總司令改稱為「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長官」，各方面軍司令官改稱「某某地區善後聯絡部長」。岡村也供認，停戰後中國官民對日軍、日僑的態度「出乎意料的良好」，他認為「這可能與中國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關。但最大原因是廣為傳聞的蔣介石先生8月15日所作的『以德報怨』的廣播演講。這個演講與當時斯大林之『討還日俄戰爭之仇』的聲明比較，應該說中國之豪邁寬容，無以復加。這一思想及方針。已成為中國官民在接收日軍投降及對待戰犯等一系列問題態度的基礎」。

　　他後來還在其回憶錄中拐彎抹角地承認，200多萬日軍、日僑能在戰敗不久很快順利返回國內，幾乎未受到人身傷害，這是日本民族所做不到的。自甲午戰爭以來，在華的日本軍民欠下過累累血債，中國人民完全有理由報復或至少像蘇聯那樣，押他們在西伯利亞之類的地方服苦役，但中國沒有這樣做。歷經戰敗，遣返整個過程的岡村寧次，不得不承認「中國民族敦良寬厚之性格，值得日本人學習」。

　　當然，蔣介石對岡村寧次個人的處置，就不完全是寬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帶有強烈的反共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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