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寧次(48)_學達書庫

四八

　　日登陸艇向岸邊沖來。預11師官兵竭力抵抗，擊沉敵艇10餘艘，激戰3小時後，波田支隊登陸成功。張發奎得到報告後，急令預11師預備隊向登陸之敵反擊，同時馬上命令第15師、第118師增援，務必於拂曉前將登陸的波田支隊趕下湖去。

　　天漸漸發亮，張發奎戰前的憂慮這時成了現實擺在他面前。日軍幾十架次的戰機在天空盤旋，轟炸掃射。地面和水面上，鞋山島日軍炮陣地及長江上日軍艦炮把成千上萬的炮彈射向中國援軍。這是一次真正的立體進攻戰，增援的第15師和第118師被壓在通往姑塘坑坑窪窪的道路上，根本靠不了前。預11師的預備隊雖靠近灘頭，但兵少力孤、裝備又差，幾次反擊逆襲都被波田支隊打了回來。儘管張發奎在九江城跳腳大罵，但增援部隊就是上不去。23日激戰一天，24日，岡村令第106師團進入站塘，協助波田支隊，使佔領姑塘的日軍兵力更加充實。

　　25日白天一整天，張發奎又調集了4個師的兵力向姑塘方向反擊，但血肉之軀還是沒能頂住日軍的飛機、大炮，4個師損失慘重，反擊失敗。

　　武漢，最高統帥部。蔣介石聞知姑塘的情況後，生怕張發奎自作主張，放棄第一線陣地，當下給張發奎和第2兵團所隸屬的9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上將各去一電，再次明示：九江一線陣地必須固守。

　　還是在25日這一天，姑塘之急未解，九江又被日軍突破。日第106師團和波田支隊趁挫敗中國軍隊反擊姑塘之勝勢，立即會攻九江。攻擊前，日轟炸機先對九江城防陣地濫炸，九江街市一片火海。駐守九江城內的李玉堂部頑強阻敵，但仍未擋住。25日晚，日軍蜂擁入城，敵我雙方展開激烈巷戰，遺屍累累。

　　張發奎這時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拼著全部兵力孤注一擲與敵死戰，要麼退守第二線陣地逐次抵抗。以他的想法，明智些早就撤至第二線陣地了，可最高統帥要他堅決固守，不惜全員王碎。蔣介石從武漢會戰的戰略全域考慮，守住九江城是對的，但具體到九江一地的仗怎麼打法，卻不甚高明。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曾這樣評價蔣：他在戰略方面的指導才能，優於他對一個具體戰役上的指揮、指導。可這位最高統帥的一貫作風，偏偏又總是愛插手下面的事，有時甚至要過問一個師的作戰部署，實在太累，還總是適得其反。張發奎與蔣打過多年交道，深知他的脾氣，撤退還是固守死戰？決心難下。他擔心這時撤走，蔣委員長會怎麼說？尤其他手下號稱「鐵軍」的第4軍還沒使用，而這個軍又與他從北伐戰爭時就有長久的歷史關係，是他的起家老本。不撤吧，部隊打光了，九江恐怕還是個丟。思前想後，他咬著牙，一拳砸向桌子：「撤他媽的，天大的事老子頂著！」

　　26日晚，張發奎率第2兵團全線後撤，向牛頭山、金官橋、十裡山等陣地轉進。九江陷落，同時，長江對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被日軍佔領。

　　不管怎麼說，張發奎打的這一仗是失敗了。九江被岡村寧次拿下，標誌著日軍衝開了武漢外圍中國軍隊的一線防禦。

　　再說坐陣武漢的蔣介石，聽說九江失守，氣得在軍委會上痛駡張發奎：「張向華緊要關頭心存私心。他把第4軍藏在後面為什麼不用？為什麼不用？什麼『鐵軍英雄』、什麼『抗戰先鋒』，統統是假的。這是他公然抗命，目無軍紀！目無軍令！」

　　參加會議的總參謀長何應欽想替張發奎圓通：「委員長，張向華放置第4軍不用，也許是見大局難以挽回，怕被日軍纏住脫不開身。如今全軍安然撤至第二陣地，結局也還說得過去。不如給他個機會，讓他在金官橋一線阻滯敵人，挽回影響。」

　　蔣介石對兩廣將領素無好感，對其中有私心之嫌者更不能容忍，他不同意何應欽的處理意見：「失去九江，不啻給進攻武漢之敵一個立足點，對此目無統帥固守命令的將領，決不能再放在前線。」不久，岡村甯次籌劃南潯攻勢，蔣介石今薛岳、吳奇偉主持南3尋線戰事，讓張發奎坐了冷板凳。

　　其實，九江丟失，張發奎也十分痛心。1938年8月7日，他在總結九江失利的原因時說道：「一是交通線破壞太早，陣地未能預先完成；二是運輸不良，兵站設施欠缺，在九江附近我軍部隊將近10萬，因糧彈之補給，傷兵之後送，均無法實施，士兵枵腹應戰，傷兵呻吟道左，作戰精神，頓形頹喪；三是軍紀不良，民眾逃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時，因運輸困難，沿途鳴槍拉夫，搜尋給養，不肖者且強姦擄掠，軍行所至，村舍為墟，滿目荒涼，殆絕人跡，民眾既失同情之心，軍隊且無亂愾之氣。如此而欲其奮勇殺敵，自不可能；四是聯絡不確，未能協同；五是警戒疏忽；六是將領間缺乏自信心，中下級幹部多無掌握部下之能力……」

　　但是，他對蔣介石的處罰也一直耿耿於懷。很久以後，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變相撤職對我來說，是一件可恥的事情，也是8年抗戰中一件最悲痛而遺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當時乃根據當面敵情，我軍狀況所下達之決心，不幸為蔣先生誤以為我有保存第4軍實力之嫌。實則我不僅對九江之戰役毫無私見，即全抗日期間所有大小戰役之過程中，莫不兢兢業業地為國家全民利益著想，從未將私人利益的意念夾雜其間。固然，第4軍與我有悠久的歷史關係，遠在北伐時，我首任該軍軍長，在指導作戰時，任何配署我指揮之部隊只尋求如何去部署完成任務，絕無衡量自己與其他部隊之深淺關係，以保存自己實力之行為。假如有這種自私行為，第4軍番號早就淘汰，哪有『鐵軍』之輝煌綽號見稱於國人呢？九江戰役後，未詳細調查，即以『張總司令發奎即行調回』的命令變相撤職。我對職位視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級指揮官，有辱我的尊嚴，至為難堪。……退一步說，蔣先生當時越級處分，實欠考慮。如我有錯，應由我的上級陳辭修（誠）將軍處理，但蔣先生並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級呈報，就逕自越級干涉，這是他常犯的毛病……」

　　武漢會戰結束後，張發奎才被調到別的戰場指揮戰鬥，他打過勝仗，也打過敗仗，總的來說在抗日戰爭中，他是盡了力的。後話不提。

　　7月26日，日軍完全佔領了九江城，岡村寧次如願以償，首仗成功。不過，岡村部隊入城後，正趕上當地流行霍亂，他派防疫人員即刻調查，「調查結果，此次霍亂起源於市內東南部的井水，雖不能斷定是否有人把霍亂菌投入井中，但據當時傳說很可能是敵軍撤退戰術的一環」。

　　他的這種捕風捉影的「調查結果」，當然是對中國軍隊的栽贓誣陷。實際上，在整個武漢會戰過程中，倒是日方違反1925年日內瓦協議書和國際法，多次悍然使用過毒氣武器。據日方記錄，會戰中日軍使用毒氣達375次，發射毒氣炮彈4萬發以上。

　　日軍拿下九江後，就計劃將這座長江上的重要港口城市作為它的集結根據地，江南日軍主力溯江西上，人員、物資都要在此上陸，往南進攻也需以此為後勤補給基地，如果霍亂蔓延，日第11軍作戰就可能受挫。因此，岡村黨得對這一情況不可掉以輕心。所以，「我軍佔領九江後，我下達的第一項命令，就是『全軍定要消滅九江霍亂』，並立即派出以軍參謀長為首的有關參謀、各部部員攜帶所需物資前往現場。按照常規，這種命令應由後勤課幕僚負責發佈，但這次是在作戰課由我起草，並在命令編號上冠以『作（戰）命（令）』字樣。日後聽說此事傳到國內，被軍醫學校和軍需學校當作教材示例，廣為宣傳」。

　　在岡村的「全軍定要消滅九江霍亂」命令的實施過程中，九江城內大批染病或被日本軍醫指定認為有染病嫌疑的中國老百姓，再遭塗炭，被日軍屠殺、焚屍。

　　佔領九江後不久，竄到江北的第6師團又於8月2日佔領了黃梅。不過，事後卻引發了岡村與該師團一次不大不小的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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