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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就在岡村來華上任的這年5月,日本國內的憲政會、政友會和革新俱樂部結成「護憲三派」,並在選舉中獲勝。接著,1924年6月11日,以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為首相的三黨聯合內閣成立。加藤的連襟、三菱財閥岩崎彌之助的女婿幣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從此,「幣原外交」開始。

  幣原深感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在外交上陷於孤立。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反日運動迭起。要改變這種尷尬的處境,必須改變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屆議會上提出了所謂新的對華方針「四原財」:第1,不干涉中國內政;第2,維護日本「合理」的權益;第3,對中國的現狀抱同情和寬容的態度;第4,兩國共存共榮,實行經濟合作。這樣,幣原給日本對華政策塗抹上一層濃濃的「睦鄰外交」的色彩。

  日本果真要對中國實行睦鄰政策嗎?實際上,加藤內閣並沒有放棄對華侵略政策,「幣原外交」的對華「四原則」僅僅是策略手段上的變更,它是為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盛頓體系」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推行大陸政策服務的。日本統治集團對華政策的目標依然是:繼續擴大日本在「滿蒙」的權益;鼓勵日本壟斷資本向長江流域實行經濟擴張。對於中國南方因孫中山在共產黨人的推動下實行國共合作而出現的革命形勢,則持「靜觀」態度。

  幣原揭示的新的對華政策是打著「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招牌,推行以經濟侵略為主,武力威懾為輔的方針。

  日本軍方對「幣原外交」並不滿意,他們主張積極地涉足中國內政,而不顧及什麼遮掩和招牌。以陸相宇垣一成和參謀總長上原勇為代表的軍部,主張顛覆曹錕、吳佩孚直系勢力,在北京建立一個親日的中央政府,從而排斥英美在華勢力,大力推行既定的大陸政策。在軍部與政府在對華問題上的微妙矛盾中,岡村起初態度騎牆,後來則堅決站在軍部一邊,主張以強硬手段積極干涉中國內政。

  他在上海領事館工作期間,當地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五卅運動。在日本勾結中國親日派軍閥破壞和鎮壓這場運動的過程中,岡村寧次充當了重要角色。

  加藤內閣上臺後,外相幣原認為,在中國民族主義抬頭的情況下,日本要保持和發展在華權益,主要應依靠經濟手段。他繪製的藍圖是,工業化的日本要確保中國和遠東其他國家成為自己的輸出市場。日本與中國鄰近,日本貨物工資成本低,運輸費用省,在同歐美商業競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只要日本在中國享受現有條約所賦予的特權,對中國擴大貿易和投資,將能在與列強爭奪遠東中再獲優勢。同時,由於1920年以來慢性經濟蕭條帶來的產業萎縮、連年入超、黃金儲備趨於枯竭以及1923年關東大地震的巨大損失,日本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加藤內閣將「振興對外貿易,增加海外投資,改善國際信貸關係」列為「眼下最大的緊急任務」。幣原認為大力向中國進行經濟擴張是實現這一任務的捷徑。

  20年代上半期,日本經濟侵略除以東北為重點外,在長江流域是以上海的紡織工業為重點。由於日本紡織業資本的不斷擴張,到1925年,也就是岡村寧次來滬一年後五卅運動爆發的這一年,日本在上海的紗廠擁有紗錠99.8萬枚,占該市紗錠總數的52%。日本資本家把明治以來國內採取的低工資、高工時的剝削手段搬到了中國。他們殘酷地壓榨中國工人,以牟取超額利潤。在上海的日本紡織廠,工人每日勞動很少低於工2個小時,僅得工資4.5角左右,不到日本國內紡織工人工資的1/3。此外,他們仰仗不平等條約的特權,對工人實行搜身,動輒毆打、無故開除,其壓迫和淩辱為世所罕見。

  當時以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壓迫、打倒軍閥為鬥爭綱領的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後中國大革命蓬勃興起的新形勢下,大力開展工人運動。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紗廠的4萬工人在中共領導下奮起罷工。這給日本資本家以沉重的打擊。據日方披露的資料,僅上海內外棉紗廠所屬11個廠損失就達150萬日元以上。日本資本家被迫答應了中國工人的要求。

  日本政府認為,駐上海總領事和武官等所屬人員,負有保護日本僑民「合法權益」的職責,訓令他們參加對上海工人運動的破壞。其實,在國內訓令未到之前,岡村就已率日特開始行動了。這位諜報高手在「二月罷工」期間多方窺探消息,向國內報告:上海罷工系「受外界煽動而起」,煽動者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員」。這次罷工「帶有反帝和排日的色彩」,「不能視為單純的勞資糾紛」。根據岡村等人對工潮性質的這一現地判斷,2月20日,幣原在日貴族院宣佈:上海罷工「已逐漸變為暴動」,侵害了日本的「正當權利」。加藤內閣決定採取強硬方針:日本各廠不單獨妥協;「勸告」中國政府制定取締罷工的法令;不承認工會;對煽動罷工的「不良分子」應予肅清;如果工潮擴大到其他外國工廠,日本與各有關國家共同對付。立即訓令駐華使領遵照執行。

  5月7日,上海日本紡織同業公會決定不承認工會,並要求租界和中國當局不承認工會。15日,又公然製造了殺害工人顧正紅的事件,這一天,上海日本內外棉12廠聲稱「無紗」,拒絕工人進廠。工會活動分子顧正紅帶領工人湧入廠內,日本大班川村對顧連許數槍,顧正紅傷重身死,同時受傷者達13人。

  事件發生後,岡村寧次預感到事態將要擴大,遂建議總領事矢田與英國領事會商,籌劃共同防範和鎮壓「騷亂」的策略。狡猾的岡村深知,在上海的外國投資中數英國人最多,建議利用英同人最懼怕該地工人鬧事的心理,讓英國人出面打頭陣,這樣就會使群眾的反日情緒轉移到反英方面來。英國佬果然中計,他們賣力地鎮壓本來由反日引起的這次工潮。5月30日,英國巡捕槍擊中國示威民眾,南京路上血跡斑斑,示威者死傷數十名,造成了舉世震驚的「五卅慘案」。6月23日,英國人又愚蠢地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沙基慘案」,使中國民眾的反帝矛頭一下子集中於英國。而在這時候,日本卻沒有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俠氣,沒替英國倫分憂解圍,由岡村領導的特務機構甚至還秘密撥款,資助「沙基慘案」後成立的一些罷工組織。

  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是由日本紗廠引發而擴大的,日本如率先採取強硬手段結果將不妙,所以,矢田總領事一面向上海地方政府提供岡村等人搞到的「共產黨煽動活動」的情報,一面用「單獨解決上海罷工」的策略,謀求日本儘先脫身。

  7月16日,矢田總領事在岡村寧次等領館官員的協助下,開始與中方交涉解決日廠工潮案。經過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的居間調解,8月12日達成協議:日廠將承認遵照北京政府頒佈的工會條例而組織的工會;不發在罷工期間的工資,對「善良職工」由廠方「酌予補助」;日本人平時在工廠內不攜帶武器;不無故開除工人。據此協議,日本紗廠「補助」工人罷工損失10萬元,對死傷者賠償1萬元,撤換日員2人。25日,日本紗廠宣告復工。日本以經濟上的些許讓步換得了政治上先行脫身。而在6月23日「沙基慘案」後,華南等地則掀起大規模抵制英國的運動,禁止英貨進口,於是,剛擺脫困境的日本便乘虛而入,著力奪取英國的傳統市場。1925年下半年日貨大量運銷華南地區。結果,1925年度日本對華出口總額,非但沒有受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影響而跌落,反而較上一年增長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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