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狂人-東條英機(27)

二七

　　早在1938年冬，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就曾互相串通，坑瀣一氣，陰謀召開太平洋會議，解決中日戰爭問題。所謂太平洋會議，就是東方慕尼黑，就是準備把中國變成捷克。這一陰謀活動，時緊時鬆，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一直沒有停止過。武漢失守後。英國不斷示意蔣介石議和，英國首相張伯倫在歐洲一味對希特勒採取妥協讓步的綏靖政策，在亞洲也表示要參加「遠東建設」。1939年4月間，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往返于口蔣之間，積極策動中日議和。卡爾在重慶曾和蔣介石密談了7次。事後，他回到香港對外表示：

　　「假使日本和中國兩方都願自動接近，那時英國很願作一個調停者。」上述消息和事實表明，英國張伯倫代表國際投降主義者策動的勸降，早在1939年就已經開始了。

　　同年7月，日本外相有田和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就「東方慕尼黑」的基本方案達成協議。英國政府聲明：一、它承認中國的現狀和在華日軍的特殊需要；二、不得贊助有礙在華日軍滿足這些要求的任何行動或措施。但日寇得寸進尺，不斷炫耀武力。1940年7月17日，日本大本營下令以攻城重炮24門編成第一炮兵隊，作出南進香港的姿態。就在這一天，英國丘吉爾政府屈服於日本的壓力，同意封閉滇緬公路3個月，停止所有通過香港的援華物資運輸，迫使蔣介石議和，力促蔣汪合流。總之，英國的東方政策就是遠東的慕尼黑，它陰謀犧牲其一部分在華利益，換取日本充當東方警犬，鎮壓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並從東方牽制蘇聯。

　　歐洲戰爭爆發後，英國忙於應付希特勒的侵略，被迫減少了對遠東事務的干預。東方慕尼黑陰謀活動的主角，由美國來扮演了。美國遠東政策的基本原則是：扶植日本成為遠東反蘇反共的有效堡壘；在「門戶開放」的幌子下，與日本均分贓物，共霸遠東。所以，在日本侵華問題上，美國採取了「坐山觀虎鬥」的策略。一方面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戰略物資和市場，慫恿日本侵華；另一方面，它又接濟中國一點東西，讓中國作一定的抵抗，等待時機，出面干涉，在既保持它的遠東利益，又不傷害日本反蘇實力的條件下，結束中日戰爭。

　　美帝國主義對日本侵略勢力的縱容、綏靖由來已久，早在1937年8月，即「七七」事變後不久，美國總統羅斯福就對國民黨政府特使孔祥熙說過：

　　滿洲國成立已有6年，現在不論法理如何，其存在已為事實。目下各國雖未承認，但將來不免有一兩個國家與日本在互換條件下開始承認。在這裡，美國的綏靖政策已經初露端倪了。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是日本國際市場與侵華軍火物資的主要供應者，紐約《商業日報》宣稱，日本是「商業權利的維護者」；美國漫畫家筆下的日本侵略軍則是英雄人物——崇高的武士與俄國熊搏鬥；美國庫恩一洛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曾把自己公司的資金提供給日本作戰之用。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1939年至1940年，美國對日本石油和鋼鐵的出口創造了新紀錄。僅據美國不參加日本侵略行動委員會的統計，1939年9月1日到1940年1月，平均每月輸往日本的美國「廢鋼」為20.2萬噸，比1938年幾乎多一倍。

　　東方慕尼黑的陰謀，雖然由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反對而沒有得逞；但是，東條一夥卻竭力煽動蔣汪合流，加緊反共，而這些正中蔣介石反動集團的下懷。因此，在日蔣之間勸降和投降的活動一直在暗中進行。

　　遠在1938年2月17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主管對日事務的科長董道甯，就曾秘密地到了日本橫濱，會見日本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影佐偵昭，回國時攜帶影佐致張群、何應欽的親筆信，內稱：「董道寧來日，以身傳達貴國誠意，使我當道大為感動。」4月16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另一要員高宗武與董道寧又從漢口去香港會晤日人西義顯，高宗武傳達蔣介石抗日之宗旨說：

　　「中國與日本作戰之根本意旨是不戰則親日不可能，而勝敗則非所問。」要求日本尊重長城以南中國領土主權之確立與行政之完整，此即蔣介石集團投降之條件。

　　1939年12月下旬，重慶政府代表宋子良會見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多次會談後，日本又派今井武夫大佐去港，慫恿蔣汪合流。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鈴木卓爾、今井武夫等和蔣幫代表宋子良、章友三、陳超霖等，在香港召開中日會談預備會議。日方提出陸相煙俊六的證書，蔣方提出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證書。討論的問題有：中國承認「滿洲國」；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締結秘密防共協定；日軍駐屯內蒙、華北；蔣汪合流，等等。後來由於蔣介石集團懾於中國人民的反對，不敢公開承認汪偽政權，而使會談延宕下來。

　　日本誘降，英美勸降，蔣介石也確實想投降；但他們活動的結果，卻以失敗而告終。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華民族的覺醒，人民力量的壯大，形成了一條反動勢力不可逾越的鋼鐵長城。在中國，誰投降敵人、出賣祖國，誰就是民族的罪人，就必然為人民所唾棄。正如蔣介石對德國大使陶德曼所吐露的苦衷。他說，如果他接受了日本滅亡中國的條件，他的政府就會被輿論的浪潮所沖倒，中國就要發生革命，唯一的結果就是共產黨將在中國取勝。

　　所以蔣、日之間，討價還價，終未成交。

　　蔣介石集團雖然沒有公開投降，但卻適應日本的要求，採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

　　1939年1月，正當日本誘降、英美勸降的時候，國民黨召開了以防共反共為主要內容的五屆五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作了所謂「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的報告。根據這一報告，國民黨五中全會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設立了專門的「防共委員會」。他們把喋血抗日的共產黨說成是「內在的隱憂」，叫嚷「在不久的將來，能夠作一次大清掃」。

　　他們準備把慘殺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當作向日寇投降的獻禮。

　　在山東國民黨軍隊中，流行著這樣三個反動口號：「寧匪化，勿赤化；甯亡於日，勿亡於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此外，還傳佈著這樣三種對待八路軍和抗日人民的辦法：「見人就捉，見槍就下，見幹部就殺。」

　　在這樣的反共叫囂下，1939年4月間，便發生了博山慘案。山東國民黨軍秦啟榮部，在博山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慘殺八路軍指戰員400餘人。

　　6月，河北國民黨軍張蔭梧部，襲擊冀中深縣八路軍後方，慘殺八路軍指戰員400餘人；同月，在湖南又發生平江慘案；

　　11月，在河南發生確山慘案；12月，閻錫山進攻山西決死隊。

　　1940年2月，國民黨將領石友三投敵，在冀南和日寇聯合，向八路軍進攻。就這樣，蔣介石集團置日本侵略於不顧，連續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而且愈演愈烈。難怪日本陸相東條於1941年1月在日本兩院報告戰況時說：「昭和15年（1940年），重慶敵軍之特色為作戰非常消極，迄今未進行主力之反攻。」國民黨的消極抗戰，喪失了大片國土，使中國無數同胞淪于日寇奴役之下，而卻喪心病狂，大事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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