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狂人-東條英機(17)

一七

　　第六章　大舉侵華

　　蘆溝橋上動刀兵，大舉侵華奏摺成；
　　閃擊察綏寇得手，中共奮戰煞敵風。

　　話說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侵佔中國東北四省以後，暫時改變了一下侵略中國的方式。它一方面利用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屈辱外交，先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以攫取我國政治、軍事和經濟等方面的主權；另一方面，則積極扶植親日派進行拼湊偽組織的活動，嗾使漢奸殷汝耕和德王先後成立了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和「蒙古軍政府」，以便把這些地區完全地、直接地控制在它的掌握之中。

　　在《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簽訂之後，特別是冀東偽組織出現以後，河北省和北平、天津兩市，已經一步步走向「特殊化」。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並不以此為滿足，它還要進一步使「特殊化」的範圍不斷擴大和深化，並妄圖一舉吞井全中國，東條英機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他認為儘早對中國發動大規模入侵「最為上策」。他在1937年6月9日，作為關東軍參謀長，寫給日本大本營的奏摺中提出：「從準備對蘇作戰的觀點來觀察目前中國的形勢，我們相信：如為我武力所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除去我背後的威脅，此最為上策。」東條英機所以狂叫大舉進攻中國不是偶然的，是和日本的國內外政策和當時的國際形勢不可分的。

　　當時在東京，歌舞劇院在大演歌頌復仇和暴力精神的《忠臣藏》，電影院則大放1932年進攻上海的《炸彈三勇士》。日本大本營為了表彰戰死者，對這3個侵華「英雄」特升兩級，授予金鴉獎章，舉行了街村葬禮，攝製了100部以上的影片，並為他們樹立了銅像和紀念碑。日本軍國主義在不遺餘力地煽動侵華狂熱。

　　日本帝國主義積極採取措施發動戰爭，是它的「大陸政策」的既定步驟，也是它企圖避免經濟危機和轉移國內視線的一種手段。同時，英美對日寇的侵華行動，仍採取觀望的政策，這無疑對日本軍國主義起了縱容的作用；而這時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雖已初步形成，但還沒有得到切實的鞏固和廣泛的發展。所有這些，也使日本帝國主義妄想趁此時機，儘快地佔領中國。

　　當時，華北局勢十分動盪，親日分子非常囂張，投降暗流蠢蠢欲動，正在這個時候，國民黨政客肖振瀛①經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的同意，進行了倒黃（郛）擁宋的活動。

　　①肖振瀛，吉林扶餘縣人。1926年秋，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北伐時，肖被任為包臨道尹，在後方籌餉。以後肖隨宋哲元當幕僚，在1928—1929年間，宋任陝西省主席時，肖曾任西安市長。「七七」抗戰前，肖任國民黨北平軍分會妥員，後任天津市長。與宋哲元關係甚密，是個懷有野心、八面玲瓏、神通廣大的資產階級政客。蘆溝橋事變後，肖避居香港，後曾為蔣介石、何應欽等的投降求和活動多方進行周旋。

　　宋哲元在任察哈爾省主席期間，由於日寇的挑釁行為，在1935年1月間發生了察東事件，同年6月間又發生了張北事件。在親日派何應欽之流看來，宋哲元如果繼續主持察政，對於貫徹他們的屈辱外交政策是極為不利的。當時何應欽是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在張北事件發生後，日寇有意將事態擴大，何應欽為謀求這一問題的解決，曾赴南京商討對策，並向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建議，以「宋在察省不斷與日人發生摩擦，遲早終須易人，與其待日人提出而被動撤換，不如由我主動撤換為宜」，汪精衛接受了這個建議，於6月19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爾主席職務，所遺察省主席一職，由察省民政廳廳長秦德純暫行代理，同時，將第二十九軍調離華北；以免與日寇發生衝突。

　　肖振流是一個頗有野心的政客，由於他對第二十九軍的建立和發展曾經出過力，故深得宋哲元的信任，這時，肖正謀求在華北取得北平或天津市長的位置，宋哲元被免去察省主席的職務，而第二十九軍又將撤離華北，這就直接影響了他的活動。他希望第二十九軍留在華北不動，但又不能違抗南京的命令。適於此時，在6月28日，北平城突然遭到漢好白堅武便衣隊的襲擊①北平當局感到驚慌失措。肖振瀛乃立即抓住這個時機，利用他的北平軍分會委員的身分，以北平兵力單薄，防務空虛為辭，向軍分會建議將第二十九軍之一部移駐北平，以鞏固城防。經軍分會負責人同意後，肖即以電話通知了張家口第二十九軍軍部。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得到開撥命令後，立即以緊急行軍的動作，在數小時內就由察省開駐北平四郊，控制了北平市。

　　①1935年6月27日晚，由天津開往北平的火車駛抵豐台車站時，有匪徒百余人下車。于28日零時40分，匪徒突將車站佔據，把守電報電話，聲言組織「正義自治軍」，推白堅武為總司令。匪徒嗣即脅迫停於該地的鐵甲車向北平開動，1時許抵永定門東缺口，企圖闖入城內，為城防部隊所阻。匪徒即向城內發炮10餘響，經城內及南苑駐軍夾擊，匪徒向通縣方面逃遁。

　　肖振瀛造成這一既成事實之後，就為他進一步在華北展開行動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他又意識到，由《何梅協定》造成的華北駐軍的限制，如果不與日本方面妥協，第二十九軍在華北仍然是站不住腳的。於是他就八面玲戲，四處活動，假借日寇駐軍華北而向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的手法，藉以為宋哲元要求更高的名義，為第二十九軍索取更大的地盤，他一方面逕電蔣介石陳說日寇入侵，因見第二十九軍拼命抵抗，有所顧忌，才肯停戰，如將第二十九軍撤走，華北豈不斷送；並說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黃郛甘心賣國，要保華北；必去黃郛。另一方面，他又由漢奸陳覺生的介紹，在天津與日本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及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取得聯繫，說明前此相見以兵，彼此均系執行國家任務，現在既簽約言和，便當蠲棄前嫌，化敵為友；並說黃郭不過是一空頭政客，遭到軍人反對，他亦不能解決問題。日方亦知拉一黃郛，無濟於事，不如利用宋、肖作為其統治華北的工具，遂同意支持肖的主張。

　　經過多方周旋，蔣介石終於同意改組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宋哲元代替黃郛為委員長，並將該會原來的建制，由轄華北五省二市，改為只轄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北平、天津兩市，並更名為冀察政務委員會。任命宋哲元為冀察政務委員長兼河北省主席，第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為察哈爾主席，秦德純為北平市長，肖振瀛為天津市長。

　　冀察政委會雖然在名義上仍然隸屬于南京國民黨政府，但是人權完全掌握在宋哲元手裡。在財政方面，關稅、鹽稅和鐵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會截留支配，並且用這些收入來擴充軍隊，購買軍械，實質上已經成了變相的自治。事後曾有人問肖：「華北情況複雜而危險，決非長治久安之局，你們造成這個局面的目的何在？」肖答：「我們的目的是名利雙收，有了地盤，大家就有官可作，有財可發，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壓迫我們到了迫不得己的時候，就起來抗戰，這就是名。」冀察政委會就是在這樣投機取巧、行險僥倖的思想支配下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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