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韌不拔-戴高樂(75)

七五

　　羅斯福一接到報告，就大發雷霆，通過馬歇爾將軍對艾森豪威爾作了答覆。從1944年6月2日的措辭強烈的秘密備忘錄可以看出羅斯福的心情：「馬歇爾將軍，當你到達那裡時，告訴艾森豪威爾將軍，我讀了他寄給我們的報告，但我仍然認為他沒有理解我的思想。雖然，他相信新聞界編造的我反對戴高樂、仇視戴高樂的愚蠢謊言。當然，這一切毫無意義。我隨時準備看到戴高樂成為總統、皇帝、國王或隨便什麼人，只要這是法國人民自由作出的決定。……但是，我不同意法國只有兩大集團的說法。」羅斯福總統再次表示了不支持任何候選人的願望，並期待法國人民作出選擇。

　　軍人們，如艾森豪威爾和美軍諜報機關已經意識到隨著法國領土的解放，戴高樂將軍的巨大聲望和承認戴高樂為其領袖的抵抗團體對戴高樂有效的和勇敢的支持。但是，羅斯福的敵視和不信任態度，在諾曼底登陸時明顯地表現出來。戰役的一切，都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準備著，好像戴高樂和法國臨時政府不存在似的。總統認為軍事指揮權應授予艾森豪威爾，因為他是盟軍總司令，他享有極高的威望，能就地保留維希的官員，如有必要，還可以用經過特殊訓練的美國軍官來管理地方事務。

　　因此，雙方的衝突、矛盾加劇了，戴高樂原同意6月6日至8日對華盛頓的訪問，也推遲了。6月10日，戴高樂向報界發表談話，譴責盟軍在解放了的法國領土上實行軍管，印製並在法國境內發行毫無價值的「貨幣」。對戴高樂在法國享有聲望早有瞭解的艾森豪威爾將軍，派其參謀長比德爾？史密斯前往倫敦，以設法要求羅斯福總統在華盛頓接見戴高樂，並一勞永逸地處理已變得棘手的局面，幸好總參謀長馬歇爾將軍也在倫敦，他瞭解戴高樂與羅斯福的衝突，很支持艾森豪威爾的要求。與此同時，費納爾海軍上將，于第二天從華盛頓到達倫敦，帶來了羅斯福總統的信件，就與戴高樂的會晤，提出了幾個可供選擇的時間。

　　戴高樂不卑不亢，堅持獨立外交。他不願看到安法情況重演。當時羅斯福根本聽不進他的意見。6月8日至20日間，比利時、盧森堡、南斯拉夫、挪威、波蘭和捷克的流亡政府均承認了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這對戴高樂還不夠，他宣稱將代表法國進行訪問。

　　1944年6月14日，戴高樂在法國北部進行視察，所受到群眾熱烈歡迎的場面，美國報刊都作了充分報道，井要求美國政府迅速改變對戴高樂的態度。在這之後，戴高樂又以國家元首的身分訪問了意大利和梵蒂岡。所有這些，都有效地提高了他的地位，使他後來不是以乞求者，而是以一個盟國代表的身分與羅斯福進行對話。

　　6月11日，戴高樂在致戰鬥法國駐美代表普利文和馬西格利的信中說：「羅斯福總統本人向公眾介紹我訪問華盛頓計劃所採取的那種極不確切和帶傾向性的方式，以及讓美國報刊就此發表的評論表現了同樣的、應當稱之謂霸權主義的思想。這是恩賜予我的訪問，他想讓人們相信是我自己要求的。似乎我戴高樂必須經美國總統審查資格才能得到他頒發的管理法國的證書。」

　　在這場涉及到法國前途和與美國關係的會晤前夕，兩位政治家都沒有平息怒火。為了強調不舉行任何談判和充分顯示戴高樂是羅斯福的唯一客人，任何部長都不陪同將軍前往。6月24日，戴高樂將軍在致駐華盛頓代表的電報中明確地表示了他的立場：「我既不需要什麼，也不打算特別要求什麼，尤其是關於讓美國正式承認臨時政府的問題，我認為是無關緊要的。因此，我不準備提出這一問題。」

　　1944年7月6日，戴高樂抵達華盛頓。他被當作一位高級軍事領導人，在機場受到嗚禮炮17響的歡迎，沒有給予國家元首鳴禮炮21響的禮遏。在歡迎的人群中，有法國人、美國人和新聞界人士，以及美國著名將領馬歇爾、阿諾德·金海軍上將等。但是，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等高級政界人士沒有到機場歡迎。

　　從戴高樂抵達華盛頓起，羅斯福便通過歡迎的陳容向將軍表明，儘管是正式邀請，但美國對他的立場沒有改變。戴高樂立刻被送至白宮，在那兒受到羅斯福總統的接見，在場的還有赫爾國務卿、前駐維希大使李海海軍上將以及美國其他高級官員和代表。羅斯福再次用法語歡迎他的客人：「我見到你是多麼高興啊！」7月7日，羅斯福在白宮設午宴款待將軍，並發表了動聽的講話：「我認為，法國有些東西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這就是不僅對我們，而且對全世界都珍貴的文明精神……歲月流逝，我們已看到法蘭西的黎明來到了，我們已看到這一文明將獲得全部解放，不僅是過去的文明，而且比戰爭以前更吸引人。更偉大的文明都將獲得全部解放。」

　　羅斯福在向法國致意後，又特別親切地對將軍說：「一年以前，也就是去年的一月，我第一次會見了戴高樂將軍。我非常高興我們今天又有第二次會晤，我希望還有第三次，乃至更多次的會晤……在法國人和美國人之間，或戴高樂將軍和我本人之間沒有什麼大的問題，一切都會得到很好的解決。毫無例外，戴高樂將軍和我本人，今天早上曾談到涉及全世界的許多事務，我們對世界前途的看法完全一致，並且同意解除德國武裝，使其近五年發生的事情在今後50年內不再重演。」

　　戴高樂在美訪問期間，曾和羅斯福舉行了兩次單獨會談。他們談論了法美關係和未來世界的組織問題，羅斯福的「雄心壯志」給戴高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高樂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我們的會談中，他根本不提棘手的事情，而只讓我理解到他自己想從勝利中達到什麼樣的政治目的。在我看來，他的胃口是不小的，它使歐洲和法國感到不安。按照總統的看法，美國的孤立主義是過去的一個最大的錯誤。但是，羅斯福從一個極端跑到了另一個極端，他打算通過國際法來建立一個常設的干涉機構。在他的思想中，他要建立美國、蘇聯、中國、英國四大國的領導權來解決全世界的問題。」

　　「我靜心傾聽羅斯福給我敘述他的計劃。」戴高樂說，「好像這是符合人道的，他用理想掩蓋其強權意志。而且總統決不是光談原則的教授，也不是根據情感和利益來談事情的政治家，他輕描淡寫地把事情一筆帶過，以致很難公開反駁這位藝術家和幻術家。但是我回答他說，照我的看法，他的計劃冒著把西方國家置於絕境的危險。如果把西歐看成是次要的，豈不是要削弱他自己所從事的文明事業嗎？」

　　「西歐是應該復興的，」戴高樂對羅斯福說，「如果它復興起來，世界上其他各國都寧願以它為榜樣。如果它削弱下去，蠻橫的暴力就要席捲一切。雖然西歐存在著一些分歧，但是西方國家還是一個重要因素。任何東西代替不了古老民族的價值、能力和光輝。的確，首先是法國，它是歐洲的大國。只有法蘭西，無論過去、現在或將來都是你們的盟友。我知道你們準備從物質上幫助它，這對它是十分寶貴的。但是在政治上也應該使它恢復自己的實力和信心，因此，必須使它能起作用。如果有關世界最重要的決定不讓法國參加，如果法國喪失了它在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一句話，如果戰爭的最後決定給它造成一種戰敗者的心理，那它怎麼能起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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