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14)

一一四

　　鮑林重新投身於政治活動，其範圍已不只限於發表一些反對核武器試驗的聲明。他參加了科學社會責任學會。這是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和平主義左翼團體。另外，他又重新活躍在人權領域，曾經簽署了一份請願書，敦促國會宣佈1950年國內安全法違背了美國憲法；他還積極發起成立美國人自由公民委員會。1955年11月，他被召前往華盛頓，這一次是以友好證人的身份作證，在一個根據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力而成立的國會小組委員會前，說明他在護照問題上受到的種種阻撓。這個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是長久以來一直反對麥卡錫的托馬斯·赫明斯。

　　赫明斯的小組委員會召開了若干次聽證會，鮑林的大名又回到了新聞媒體上（《帕薩迪納報》的醒目標題是：「鮑林訴說國務院『荒唐事』」），照例又引來了一系列反應。富爾頓·劉易斯是一家保守報紙的專欄評論員。與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很密切，他攻擊鮑林的證詞有偏見，因為他積極參加了共產黨陣線的活動，並且歷數了一長串這類活動的名稱。第二個月，相對於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國會的另一部分中有一個名叫參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的機構，它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為（美國共產黨：是何物？幹何事？——美國人必讀的手冊》。書中羅列了82名「共產黨陣線最為積極的典型的倡導者」，鮑林是其中之一。看來，諾貝爾獎也決不是抵禦政治迫害的擋箭牌。

　　鮑林還發現，加州理工學院董事會私下裡捕前咕咕的抱怨，此時又一次演化成公開的咆哮。由於鮑林的緣故，兩名董事會成員裡斯·泰勒和赫伯特·胡佛已先後辭職；此時，約翰·麥科恩這位南加州國防工業方面飛黃騰達的人物，帶頭發難要求驅趕這個頗有爭議的科學家。杜布裡奇堅定地執行他一貫採用的方針：在公開場合，支持鮑林發表意見的權利——特別是在核試驗問題上，杜布裡奇本人對其軍事上的價值也持懷疑的態度——而在私下裡，對他手下這位桀騖不訓的系主任施加壓力，讓他降低一下講話的調門。

　　鮑林的朋友們又一次構築了為他辯護的防線。在全國廣播公司的電視上，哈羅德·烏雷稱鮑林是一位「極其卓越而又正直」的人物。他還向公眾揭露，鮑林曾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被剝奪了由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提供的資助。比德爾在加州理工學院校友雜誌上發表一篇不同尋常的文章，為鮑林辯護。他稱讚了鮑林的自主精神，痛斥安全和忠誠審查的制度。然後，他尖銳地聲稱：「加州理工學院有一位真正懂得學術自由含義的院長，為此我感到驕傲……董事會沒有在疑心病前低頭，我表示深深的感謝。」

　　甚至鮑林手下的辦事人員也站出來為他辯護。其中有一位秘書到當地一家百貨公司採購物品，與營業員聊天。當這位營業員得知她在為萊納斯·鮑林工作時。問道：「您是為那個共產黨分子幹活的？」

　　「不，他不是共產黨員，」鮑林的這位秘書答道。「如果說有人清楚的話，那我應當最清楚，因為我分管他的私人檔案已經有好幾年了。我在他的往來信件中，從來沒有看到任何材料可以表明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她扔下了原想購買的東西，憤然離開了商店。

　　鮑林此時對這一切已經習以為常了，因此，對於杜布裡奇關於學術責任之類的談話也已經習慣。無論在私下裡談話，或者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說，他都說得非常清楚，他不主張政治上的急進冒險主義，也不打算在加州理工學院學生中散佈左翼思想。與此相反，他勸學生們聽一聽亞裡士多德的教導：「年輕人應當成為數學家，老年人應當是政治家。」

　　就這樣，他堅持不懈地為了和平和結束核彈試驗而奮力抗爭著。

　　§先天性白癡

　　鮑林政治活動的任務日益繁重，但他仍能抽出時間從事科學研究。他親自掌管研究組蛋白質結構的課題，對核酸結構不時地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見——他終於與科裡一起，對沃森和克裡克的雙螺旋結構作出了他自己的貢獻：在每一對堿基中增加一條氫鍵——同時，他最後完成了對教會實驗室進行裝備的艱巨任務。

　　多年來，他一直在談論將化學應用於生物學研究可能會得到哪些發現。利用他創造的分子型疾病模型來解釋鐮狀細胞貧血症就是一例。他在斯德哥爾摩時，甚至還聽到有人議論，能不能考慮授予鮑林一個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以表彰他的這一成果。他非常清楚，鐮狀細胞的研究極為重要，肯定還有許多其他疾病的治療可以得益於與此相似的分析。雖然依泰譜新近離開帕薩迪納去國家醫學研究院工作，他將非正常的血紅蛋白這個課題帶走了，但還有許多其他領域可以用分子模型進行研究。鮑林簡要地考慮了一種攻克癌症的方法，但也估計到已有許多學者在這一領地上牢牢地紮下了根。他曾想到過肌肉營養不良症，然而他最終決定還是不碰這個課題為好。

　　1955年夏天，他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尋找的事情。他以前曾經讀過一些有關大腦生理的資料，特別關注具體分子參與大腦功能活動的方式。無意中他讀到了對一種少見的生化缺陷的論述，這是由於氨基酸中苯基丙氨酸的新陳代謝失調引起的，血液和小便中可以找到這種物質以及其他有關的成分。不知何種原因，這種生化失衡現象就會導致思維障礙。這一疾病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苯丙酮尿症（PKU）。

　　鮑林讀到這一材料後，馬上就想到，這種情況是因為缺少一種酶而引起的，這種酶有助於苯基丙氨酸的新陳代謝。換句話說，苯丙酮尿症是一種分子型疾病。這就是他一直在尋找的一個研究工作的切人點。也許他能夠證明這是由於一種酶的缺失引起的結果，要是能將這種缺失的酶分離出來，就可進行專門的研究、「當然，不能奢望這類研究就能馬上得到醫治這種病症的方法——我們的主要著眼點是獲取與大腦疾病的本質有關的基本信息，這對以後尋找新的醫療方法會有很大的幫助，」他在給表弟理查德·摩根的信中這樣寫道。後者當時是加州精神病治療中心的一位統計師。

　　苯丙酮尿症將一種特殊的酶與一些嚴重的認知障礙性疾病聯繫起來了。一個新的非常廣泛的研究領域敞開了大門：在分子學水平上研究精神性疾病。鮑林請摩根幫助做一些奠基性工作，他這位表弟則介紹他認識了醫療中心另外幾位精神病專家。這些專家有可能向鮑林提供一些其他精神病患者類似的生化異常症狀的資料。鮑林發現，精神性疾病在美國的所有住院病人中所占的比例也許有10％，然而誰也沒有根據他建議的思路作過實驗的嘗試。利用他提出的分子型疾病的模型，很有可能對大腦工作的機理出人意料地作出重要的發現。

　　摩根在太平洋州立醫院安排了鮑林與幾位當地精神病專家的會見。這家醫院是洛杉磯地區專門醫治精神病的機構。鮑林的這次訪問為自己提供了一次冷靜思考的機會。他從一個病房走到另一個病房，住在那裡的全是智力遲鈍或有精神缺陷的兒童。有些小傢伙患的是苯丙酮尿症和脂肪軟骨營養不良症，也有一些少年存在著原因不明的智力障礙。鮑林一向認為人的思維能力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面對這麼多人因失去這種能力而造成的後果，他在內心深處被深深地觸動了。他看到，有些人的講話和推理已完全失常，有些人的行為和動作則非常怪異，這些典型的生理症狀反映了思維過程的內在功能已喪大。人類智力的喪失乃是一種可悲的現象，他相信，這是雙螺旋受到損害或酶功能失凋造成的結果，這是構成分子的部件發生錯位而給大腦帶來的危害。他可以幫助找到這些情況發生的原因，他也許能夠治療或預防至少是其中某幾種疾病。

　　這家醫院收治的病人大多數是先天性白癡，當時人們就是這樣稱呼他們的。該院治療部主任認為，這類病症是他們從父母那裡繼承下來的遺傳性缺陷引起的。他對鮑林說，這些父母本人也許完全是正常的，不過，可以從某些特定的外表將他們區分開來——可以看一看他們的耳朵、雙手以及其他器官的外形。他還告訴鮑林，這同樣是一個有待研究而且很有希望出成果的研究領域，他們醫院中有幾百個先天性白癡，而患有苯丙酮尿症的患者一共是14人。

　　鮑林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一切。拜訪這家精神病醫院後不到一個月，他就起草了一份要求巨額資助的報告，請求福特基金會提供80萬美元，以便在分子學水平上對精神病作為期七年的研究。一部分錢將用於尋找造成苯丙酮尿症的異常酶，最終的目標是創造一種診治這種疾病的簡單方法。另一部分研究工作將涉及到運用流行的尿分析方法檢測這種疾病的病程；還有一部分錢將用來研究造成先天性癡呆和其他精神性缺陷生化異常的機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