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96)

九六

　　§希普利夫人

　　1952年情人節，國務院護照處主任露絲·希普利夫人給鮑林寫來了一份便箋。「親愛的鮑林博士：現通知您，本處認真地考慮了您申領護照的請求。但是，政府將不向你頒發護照，因為本處的看法是，您提議中進行的旅行不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

　　鮑林讀完這份便箋後，心裡很惱火，不過並沒有吃驚。自從1950年國內安全法通過以來，政府有權拒絕不同政見者出國旅行的要求，護照就成了另一種政治上使用的武器。希普利是胡佛的前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一個妹妹，是一個狂熱反共且事事都要講安全意識的人。她經常利用國務院護照處處長的地位，只要她本人和國務院安全部門——也就是與她有密切聯繫的聯邦調查局——懷疑是走得太遠或叫喊得太響的人，她都可以拒絕將護照發給他們。

　　1950年以後，希普利拒發護照的權力幾乎達到了不受任何約束的地步。她可以像一個鐵了心的冷戰勇士一樣肆無忌憚地揮舞她手中的新武器。就在1951年5月以後的一年時間裡，她這個辦公室就禁止了三百多名美國人出國旅行，有時候連起碼的理由都不說一說。其目標很廣泛，從美籍非洲裔歌唱家、自己承認的親共分子保羅·羅伯遜，到印第安那大學病毒學專家和溫和派左翼人士薩爾瓦多·盧裡安，都不能倖免，受到懷疑的外國人則得不到進入美國的簽證，致使國際會議的組織者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其中就包括國際化學大會。鮑林對當局拒絕簽證的行為公開提出過抗議，同時還加入了專門為抗議國內安全法而成立的一個團體。但是，他這一次在護照問題上遇到的風波可特別難對付，因為他連上訴的渠道都找不到。

　　希普利則一直在注視著鮑林將會採取怎樣的行動。當她在公開譴責她的政策的人的名單上見到鮑林的名字後，就更加橫下了一條心。1951年10月下旬，為了答覆鮑林先前提出的頒發護照以便讓他到歐洲和印度作一次旅行的要求，希普利提議國務院安全辦公室進行一次專門的調查。調查的時間不長，目標也很明確。國務院的官員查閱了聯邦調查局的有關檔案，並且會見了一個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得知鮑林是「一位知識界空想改革家」，是在他妻子的指使下才參與政治活動的；而他的妻子則「完全是一個政治上的愚民」，她「時時刻刻都要使自己的丈夫相信，他是當今世界上最偉大的三位思想家之一，對於那些消息閉塞的無知百姓，他應當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領導的責任，顯示自己的能力」。

　　根據這一信息，希普利認定「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鮑林博士是一個共產黨人」，因此拒絕給他頒發護照。對於情人節那天發生的拒發護照的通知，鮑林憤怒地作出了反應，他向杜魯門發了一信，要求他「糾正這一做法，督促有關方面將護照發給我。我是一名忠誠自覺的美國公民，從來就沒有從事過有損於國家利益或違紀的活動」。他還隨信附上了杜魯門以前頒發給他的軍功章證書的複印件。總統秘書在回信中稱，這純粹是護照處的決定，白宮已經要求重新審核。但是，希普利卻毫不動搖，杜魯門辦公室就再也沒有任何表示了。

　　4月，為了使事情簡單一些，鮑林決定將自己的行程局限於英國，就此寫了一封彬彬有禮的信給希普利。信中提出，鑒於當月晚些時候他要到美國東部出差，能否在她方便的時候與她面談一次。他還在信中謙恭地提到，到華盛頓去的目的是主持海軍科研辦公室的一次會議。隨後，他又請阿伯拉罕姆·林肯·威林為他的案子擔任律師。威林和鮑林先後向護照處寄去了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鮑林的聽證會書面記錄、俄國人攻擊鮑林的書面材料以及他得到的許多獎狀的複印件。

　　但是，希普利的決心已定。4月18日，她再次書面通知鮑林，他的護照不能頒發。

　　時間已經非常緊迫。英國皇家學會會議定於5月1日舉行。4月21日，鮑林和愛娃親自上訪護照處。他們在會客室等了片刻，然後有人將他們領到了露絲·希普利面前。希普利舉止僵硬，雙唇緊閉。鮑林夫婦心想，她是一位公僕，因而對其彬彬有禮，當然，言辭中也不失堅定。他們要求希普利說明不發護照的原因。鮑林後來回憶時說，她的回答是有關他進行共產黨領導的活動的「一個相當含糊空泛的一般結論」。她乾脆不讓來訪者繼續詢問，明確示意拒發護照的決定是她權限內的事，決定是她親自作出的，爭論下去將毫無意義。然後，她將兩人領到了安全和領事事務科科長辦公室。這位科長要求鮑林提供能表明自己不是共產黨人的書面證據。鮑林請人連夜從帕薩迪納航空郵寄有關的文件資料，第二天就將這些文件送去了。在這些文件中，有一份就是聲明自己不是共產黨員的宣誓書。結果，對方冷冰冰地對他說，他們會儘快作出決定。至於到底在什麼時間，則無可奉告。

　　此時，鮑林已經完全絕望，真是欺人太甚！他以受人尊敬的公民身份親自前來解決問題，但是有人竟敢像對逃學成性的頑童一樣對他無禮。

　　他再次調整了自己的出訪計劃，打算改乘晚些時候的一次飛機航班。另一方面，他又繼續進行抗議活動。他甚至設法讓國家科學院院長寫了一信。然而，這一切仍無濟於事。4月28日，能將他送到倫敦的最後一次航班離起飛只剩兩個小時了，他收到了最終決定，他的護照不予簽發。鮑林第二次致電英國皇家學會，說明他已無法出席以他的名義將要召開的那次會議。

　　發起召開這次會議的英國人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大多數與會者曾在一次正式的茶話會上得知，鮑林將於會議開始前一天到達。有一位與會者在後來回憶時說：「大家都非常震驚，美國國務院以危險人物為名阻撓這位偉人參加會議，真是愚蠢之極，令人氣憤。」

　　＊＊＊

　　當這一消息傳開時，科裡和理工學院晶體學家休斯已經抵達倫敦。科裡內定在會上作他自己的一次報告。鮑林曾關照過休斯作好思想準備，代替他在會上進行活動，但是，這竟然真的發生了，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在蛋白質結構研究的歷史上，這終究是最為重要的報告之一，鮑林當然應當親自到場發言。休斯事先沒有聽到任何消息，因此直接去希思機場迎接鮑林可能搭乘的最後一次班機。他眼巴巴地望著飛機舷梯，至終都未見導師蹤影，這下才開始當起真來，看來只得由他代作報告了。那夜，他在下榻的旅館房間裡，臨時抱佛腳，反復閱讀鮑林事先準備的手稿，上面有二十多處注明需要用計算尺核對的數據。這是一份長篇講演稿，休斯反復演練，希望能保證正好用完會議限定的時間。

　　第二天上午，休斯懷著興奮緊張的心情，踏進了皇家學會莊嚴華麗的會議廳。他走上主席臺，此時才得知，他發言的時間是20分鐘。「我站在那裡，面對皇家學會的聽眾，身後上方掛著查理二世的油畫，頭腦裡還在思考到底將報告中哪些內容刪去，」他說。科裡首先報告，論題與氨基酸有關；與此同時，休斯則緊張地在發言稿上東畫西劃，砍去一行行的字句。輪到他作報告時，還未來得及編輯整理。這樣，他只能提綱摯領地回顧鮑林研究結構的化學方法——肽基的平面性狀所顯示的重要意義，原子之間的距離和鍵角的正確數據，氫鍵結構的最大化——此時，預定時間已到。一位聽眾注意到講演的準備工作非常糟糕，提議讓休斯的講演延長10分鐘時間，這才讓他有機會讀了鮑林的最後結論：「鑒於這一研究方法至今已經取得成功，我們似乎有理由相信有人為多肽鏈設想的結構，與目前已經證實的某些結構原理相距太遠，……因而可以排除在我們考慮的範圍之外。」要是鮑林在場朗讀這些字句，他的聲音中一定會顯示出慷慨激昂的自信。休斯坐了下來，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氣。會場上響起了一些零星的掌聲。

　　那天，在接下來的時間裡，休斯記得：「這些英國人坐在那裡，對我們說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阿斯特貝裡率先發難，提醒大家說，阿爾法螺旋無法解釋5.1埃的反射現象，而他本人提出的扭曲緞帶模型能夠做到這一點；鮑林計算的密度「誤差太大，因而是不合理的」；鮑林忽視了測鏈的相互作用；過分依賴於從人造多肽中測得的數據，等等。多蘿西·霍奇金則持中立的態度，她在報告中稱，她所得到的胰島素衍射圖既不能支持阿斯特貝裡的模型，也無法說明鮑林方法的正確性。伯納爾重申尚無充足的證據說明任何球蛋白中存在阿爾法螺旋。伊安·麥克阿瑟指出，鮑林在作數據計算時，對別人的批評意見採取了不以為然的態度，並且提到，「有時候，阿爾法螺旋既可以用於對誤差的解釋，又可以用作對事實的說明。』怖拉格則可以免開尊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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