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92)

九二

　　然後，他終於回過神來，指出哈金斯關於螺旋形態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但他和布拉格一樣，沒有認識到平面肽基的必要性和非整數類型的重要性。但是，這並沒有平息哈金斯顯示出來的怒氣。哈金斯和鮑林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早在20年代，他曾用有關化學鍵的某些早期的想法幫助過鮑林，而且也提出過氫鍵的想法——但是，在每一種場合，一直是鮑林出名得利，相形之下，哈金斯的業績卻再三地受到冷落，他不想讓鮑林在蛋白質研究方面竊取他的思想。鮑林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試圖說服他，他的模型相對來說比較含糊，在某些重要方面甚至是錯誤的。

　　這短暫的口頭交火，不但沒有使在場記者對鮑林的成果產生懷疑，正好相反，他們對這些發現的重大意義留下了更為深刻的印象。第二天，《紐約時報》的大幅標題是：「化學家揭開蛋白質奧秘——戰勝疾病的有力幫手——探索生命起源道路上第一座里程碑——有可能解開千古之謎。」隨附的報道使用了發動總攻擊令式的語言，將這一發現比擬為「攻克自然界重要堡壘的第一個重大的據點——細胞質的結構，也即生命的物質基礎——這一堡壘在不久以前還一直是堅不可摧的。」消息很快地傳遍了全國。兩個星期以後，五百萬讀者在打開《生活》雜誌時，看到了鮑林的巨幅照片。照片上，他笑容可掬，手指著他填補空間的阿爾法螺旋的模型，標題是「化學家解開大秘密」。他在蛋白質結構問題上取得的成就，使他進入了世界上最著名科學家的行列。

　　§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

　　兩個月以後，鮑林被召到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面前，他又得為自己的名譽而戰了。

　　無論在公開的場合，還是在杜布裡奇收到的一系列信件中，鮑林的政治立場都不斷地受到來自右翼的攻擊。杜布裡奇明白，大多數保守派人士，在一些情況下還有一些非常有錢的客人，他們是學校的經濟後盾。這些人不喜歡鮑林，這一情況正在使學校失去巨額的資助。在那年10月份聯邦調查局的一份報告中，杜布裡奇和加州理工學院的許多人對鮑林的態度是這樣歸納出來的：「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員工中，誰也不相信鮑林真的是共產黨員，大家將他劃歸為有點（原文如此）愛出風頭的人。許多人指出，鮑林經常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報紙上出現，這種情況已經給加州理工學院帶來了許多麻煩的事。」這位特工又寫道：「鮑林近來名聲不佳，加州理工學院校方對此感到很不快，這在全校的一般員工中也有所反映。……（此處原文已塗沒）覺得他是一位獨一無二的科學家，但也開始相信，遲早有必要採取某種措施，因為這已使學校失去了可能得到的幾百萬美元捐款。」於是，儘管杜布裡奇在公開的場合仍一如繼往地保護鮑林，但在私下裡卻再三勸說鮑林降低一下活動的調門。

　　在為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聽證會作準備的過程中，杜布裡奇在鮑林問題上的兩面性做法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鮑林曾要求杜布裡奇為自己指派一名律師，但這位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拖延了很長的時間不答覆，致使鮑林失去了希望。他感到最好還是雇一名自己信得過的人。此人就是本地的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激進分子阿伯拉罕·林肯·威林。鮑林一家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抗擊日冠歇斯底里的鬥爭中認識威林的。從那時起，威林就在公眾心目中贏得強硬異常的激進律師這一名聲，他隨時準備和各種各樣的調查委員會對著幹。

　　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一次聽證會上，威林因為不肯閉口而被警衛人員駕著扔出了法庭，他也因此而遠近聞名了。就在鮑林案聽證會舉行前的星期四，杜布裡奇召見鮑林，告訴他威林不能當他的辯護律師，並且為他提供了另一位人選。鮑林回答說，時間太晚了。「我將盡力代表學校和我本人，讓大家滿意，威林先生也會這樣做，對此我抱有信心，」他這樣說道。鮑林還建議杜布裡奇雇一名律師在聽證會上代表加州理工學院作辯護。

　　星期一，鮑林走進了洛杉磯聯邦大廈810房間，後面跟著威林和他們兩人選中的一批鮑林品行的見證人。鮑林面對著陪審團就坐。聽證會剛宣佈開始，鮑林就宣讀了一份長達十三頁的聲明，全面總結了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政治信仰。他向陪審團成員談到，他的園丁是一位美籍日本人，他們兩人在一起相處，使他看清了一些社會問題的實質。通過閱讀報紙和對歷史的研究，他逐漸形成了一套自己特有的政治見解。「我沒有對任何一個政黨或團體作過任何一類承諾，」他對陪審團說。「我從來就不是共產黨人，現在也不是共產黨人。我與共產黨從來就未發生過牽連。」

　　鮑林說，他是一個美國人。實行典型的民主制度，維護各個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和平，尊重美國憲法中規定的人權，承認最高的道德準則，這些就是他信仰的準則。接下去，他又簡要地說明了自己為政治活動付出的代價。他告訴陪審團，他為此失去了伊萊·莉莉公司顧問的資格。「我目前的雇主，也就是加州理工學院，為了迫使我停止政治活動，對我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他在聲明的末尾，用了很大的篇幅回顧了他為國家所做的大量工作。他曾贏得杜魯門總統頒發的獎章。他對自己作為一名科學家所掌握的知識作了非常自信的評價——「我認為，就總體上來說，我所掌握的科學知識，比任何一個美國人都更為廣博——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還有地質學（礦物學），」他說道。他申訴自己是清白無辜的。「我知道，由於我的政治活動和社會交往，有人在用於鑒定的分級檔案裡將我列入了不可靠一類，」他對陪審團說。「我本人認為，考慮到本人的人格和品德，考慮到我對國家可能提供的服務，考慮到我的人生價值，應當把清白的名聲還給我。」

　　在洛杉磯，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花了兩天的時間，例行公事般地對鮑林進行了令人乏味的盤問，並且出示了一份常見的清單，上面列出了「可疑」團體的名稱、發言稿和一些經過簽署的文件。唯一逗人發笑的是，陪審團顧問竟然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到底是還是不是保護紅木組織的成員？」鮑林禁不住朗聲大笑起來。最後，在聽取品行見證人的不著邊際的證詞後，陪審團決定12月初在華盛頓繼續舉行聽證會。這稱得上大案——鮑林是至今面對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一個最為有名的科學家——而且他們也不急於收場。

　　但是，華盛頓聽證會後來根本就沒有舉行。洛杉磯聽證會結束後第二天，杜布裡奇給鮑林發出了一封令人吃驚的信函。他在信中稱，學校人事處已對有礙于鮑林要求恢復名譽的一次工作上的「疏忽」作出了處理。看來，鮑林之所以要接受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聽證會審查，原因就在於他的名字「因誤解」而被列入要求參閱絕密級文件的科學家名單，這些科學家正在從事名為「遠景工程」的一個氫彈項目的研究。原來這一切全都是誤會，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對他作了錯誤的調查。杜布裡奇囑咐校人事處的主管寫了一封「道歉信」。鮑林將這封信轉交給在華盛頓的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之後，整個案子就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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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林已深受其害。一方面，就像他以前受到加州教育委員會糾纏那樣，他必須面對當地一批反共政客的鼓噪；另一方面，他從事國家級科學研究的資格也受到了威脅。由於失去了接觸機密材料的資格，他作為加州理工學院的一名高級管理人員，有效地進行工作的能力就大打折扣了。舉例來說，他不再有資格審核他手下的員工所提出的各種級別的資助申請。這種情況不但使他在學校裡所處的地位發生了動搖，而且杜布裡奇和其他反對他的後臺老闆很可能因此得出結論，應當削弱他的某些職權，甚至將他降級使用。事情已經非常清楚，鮑林的政治活動正在嚴重地影響到他作為創造性很強的一名科學家發揮自己的才能。

　　在此之前，鮑林一向在服從上級和獨立思考之間，在討人喜歡和堅持真理之間，小心翼翼地保持著平衡。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聽證會進入高潮，這種平衡狀態也開始動搖。此時，他已清醒地認識到，在政治上與可疑的團體搞在一起，可能招來很多麻煩，還是小心謹慎為妙。

　　鮑林與愛娃·海倫進行了一次長談，他打算後退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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