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57)

五七

　　§阿迪斯醫生開出的飲食方案

　　1941年3月，鮑林40歲生日過後的一個月，他獲得了繼朗繆爾獎十年後的又一個重要的獎項：美國化學學會紐約分會的威廉·尼科爾斯金獎。鮑林——新聞發佈中稱他為「美國乃至世界傑出的理論化學家」——又一次成為獲得這一獎章的最年輕的人。當時，這一獎項被認為是美國化學界最崇高的榮譽。

　　頒獎儀式成了紐約化學界的一次盛典，高潮是賓西法尼亞酒店的盛裝晚宴。與會的化學家們啜飲著咖啡，而鮑林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學院的室友埃米特則在臺上講述著他們早年學生時代的趣聞軼事。在埃米特之後上臺的是偉大的哥倫比亞化學家約瑟夫·邁爾，他簡要地介紹了鮑林的學術成就。

　　輪到鮑林發言時，每個人都期待著這位著名的演說家再次用他的宏篇大論來征服聽眾，然而那些熟悉他的人很快就發覺情況有些不對勁。鮑林的臉看上去有些浮腫。他的聲調平淡乏味。他說那天早晨他張開眼睛的時候驚奇地發現眼睛腫得睜不開，自我挪揄地說政治家總是盲目的。但是他看上去精疲力盡，這並沒有什麼好笑的。他的發言短得出奇，早早地就回到了旅館的房間。

　　第二天晚上在莫斯基家舉行的晚宴上，鮑林承認自己感覺十分疲勞，並在過去的幾個星期裡增加了20磅體重，連扣上襯衫領子和穿鞋都覺得困難。客人中間有一位是來自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的心臟病專家。他將鮑林拉到一邊，對他說像他這樣的浮腫表明他的心臟可能有問題，並問他能否立刻給鮑林檢查一下。他們躲進莫斯基的一間臥室，鮑林躺在地上，那位醫生觸診了他的四肢，聽了他的心跳。結果令人困惑。鮑林的心血管系統看來完好無恙，但是極端的浮腫肯定預示著某些疾病。醫生讓鮑林第二天到研究院自己的辦公室來，為他作一次全面的檢查。

　　愛娃憂心如焚，她陪著鮑林一起來到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讓他作了那裡醫生能夠提供的每一項檢查。在進行了幾小時的穿刺和抽血之後，鮑林和愛娃緊張地等待著化驗的結果。最後他們被領進了一間屋子，裡面滿是神態嚴肅的醫生。他們坐了下來。一位醫生開口說，鮑林的情況看來非常嚴重。他的腎臟可能感染了布賴特症，使得肌體日漸喪失過濾血液中雜質的能力。結果液體就會鬱積起來造成浮腫。但是問題可能比這更糟糕。化驗顯示他的尿液中排出的蛋白質數量異常地高，表明他的腎臟可能遭到了損害。這是布賴特症最嚴重的一種症狀。鮑林沉默無語，試圖理出個頭緒。愛娃詢問是否有人從這種狀況康復過來。「有些人能夠康復，」一位醫生回答道。但是現在重要的是確定症狀的性質，並找到發病的根源。

　　之後的所有事情如同一場夢魔。他們又待了一天，接受了更多的化驗。結束之後，醫生告誡鮑林必須取消剩餘的講演，即刻回家去。他們會幫助他在加利福尼亞找一位合適的專家。

　　在回程的火車上，鮑林表面上保持著鎮靜，但是內心百感交集。他的父母都英年早逝。外祖父萊納斯·達令也是由於腎病而去世的。似乎他將隨他們而去。回到帕薩迪納，他一邊等待著專家的建議，一邊以他掌握的唯一方法來對付疾病的困擾：他埋頭工作，完成了提交給洛克菲勒基金的又一項申請，並閱讀所有有關腎病的文章。所有的文章都提到了一個事實：多數專家認為對布賴特症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鮑林的心情抑鬱起來，但是他將這種情緒深埋心底，繼續工作。除了容易疲勞和長了20磅體重以外，他並沒有生病的感覺。但是他遵照醫囑躺在床上工作。後來，有人安排他去見西海岸最出色的腎病專家。專家名叫托馬斯·阿迪斯，是斯坦福大學腎病診所的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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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林需要希望，而阿迪斯就是給他帶來希望的人。他是一個高大、英俊、魅力十足的蘇格蘭人，看上去讓人難以相信他已經60歲了。他和藹可親，令人信賴，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對布賴特症的分類和治療有著豐富的知識。阿迪斯對於布賴特症二十年的研究使他確信，這一疾病不是單一的疾病，而是具有不同症狀的幾種疾病的併發症。在鮑林看來，他的診斷方法非常科學：他在一段時間裡對尿樣沉澱物進行定量分析（阿迪斯計數），這可以使他瞭解腎病的病因。他還測量尿樣的尿素清除率（阿迪斯尿素率），這可以使他瞭解病情的嚴重程度。阿迪斯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相信布賴特症可以治癒的醫生之一。他有一套理論，認為對這一疾病的治療應建立在組織被破壞和再生的平衡之上。治療的訣竅在於讓腎臟得到充分的休息。阿迪斯對鮑林說，腎臟的主要功能是將尿素集中起來排出體外。尿素來源於蛋白質的新陳代謝。為了治癒這一疾病，鮑林的腎臟需要處理較少的尿素，這意味著需要減少蛋白質的攝入量。

　　鮑林從閱讀的有關腎病的文獻中早已瞭解到，其他的一些腎病專家並不同意阿迪斯的觀點。他們指出，在飲食中需要蛋白質以使腎臟得到最大限度的再生。而在另一方面，另外一些專家則照例會放棄對患布賴特症病人的治療。阿迪斯至少作出了嘗試來治癒這一種疾病。

　　一連好多天，阿迪斯跟蹤分析鮑林的排尿量、沉澱物數量和尿素清除率，有時他把鮑林帶到自己的實驗室，親眼觀察尿樣分析的結果。他每天都和這位明星患者進行交談——有時他們一起喝茶，而喝茶是阿迪斯每日必不可少的一項儀式——兩人發現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阿迪斯相信科學的測量是進行診斷的基礎，這正好與鮑林不謀而合。兩人討論腎臟的功能，討論血紅蛋白的新陳代謝，還討論政治：阿迪斯是海灣地區最為激烈的反法西斯主義者，民權運動的支持者和蘇維埃俄國的信仰者，他採用了社會主義的路線經營自己的診所。

　　在阿迪斯的診所裡度過兩周後，他倆成了好朋友。一天，阿迪斯走進病房告訴鮑林可以回家了。他的測試表明鮑林的病情可以通過低蛋白和無鹽的飲食得到控制，這樣可以減少尿素的產出，並降低組織的浮腫。愛娃將確保鮑林堅持這一飲食方案；阿迪斯已經給了她一些建議。他會在斯坦福繼續關注鮑林病情的發展，每星期都會對他的尿樣進行分析。他囑咐鮑林說，躺在床上，注意飲食健康；不要過度勞累，以便讓腎臟得到修補的機會。

　　這聽起來十分在理。回到帕薩迪納後，鮑林被安置到了書房的一張床上，開始按阿迪斯的囑咐限制飲食，主要吃些水果、穀物、蔬菜，並補充適量的維生素、礦物質和大量的水。他將通信縮減到了最低限度，將大多數的行政職責委派給了斯特迪文特，並埋頭於神秘小數，希望借此來暫時停止對科學的思考。愛娃成了他的護士和營養師，精心為他準備食物，在新買的天平上精確地稱出每樣配料的重量，計算總的蛋白質和鹽的攝入量，並把所有的數據都記在本子上。如何讓無鹽、無肉的飲食有滋味成了向她本人的一項挑戰。除了日常的香蕉和動物膠之外，她有時還從園子裡抓幾個蝸牛，用麥片餵養幾日，然後清蒸，這對於飲食單調的鮑林而言不啻於一餐美食。愛娃對鮑林解釋說，蝸牛的蛋白質非常低。

　　阿迪斯的食物療法開始奏效。鮑林強迫自己呆在床上，起先是一整天，然後是半天。四個月之後，浮腫消失了；六個月之後，鮑林發現自己的精力和興致恢復到了正常的水平。他經常和阿迪斯通信，偶爾去拜訪他，並成為阿迪斯療法的信徒。後來他提名阿迪斯為國家科學院院士，並確保了他的當選，並在戰爭期間幫助他獲得政府資助以繼續腎病的研究。他堅持低蛋白飲食達15年之久，並將他的生命和健康歸功於阿迪斯的醫學思想。而阿迪斯對鮑林說，是愛娃拯救了他：其他很少有病人能夠這樣做，這樣虔誠地堅持這種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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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鮑林的同事而言，他的康復被視為一種奇跡。一開始，甚至有人十分認真地在討論化學系在失去鮑林之後將何去何從。現在不到一年，鮑林就恢復了健康，而且看上去比任何時候都更好。休斯回憶說：「我們原以為會失去他，然而此後的許多年中，我發現他痊癒之後一年比一年更加年輕了。」

　　1941年9月，鮑林的感覺十分良好，他決定去參加芝加哥大學的五十周年校慶，慶典的高潮是向五十個學術領域中五十名佼佼者授予榮譽博士的稱號。鮑林高興地接受了榮譽化學博士學位。他重新開始投入到科研項目中，包括他的抗體研究，並開始把他給一年級新生上課的備課筆記編成了一本教材。

　　然而，正在此時傳來了日本襲擊珍珠港的消息，這一科研項目連同其他許多項目一起被擱置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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