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47)

四七

　　最後終於把系主任的頭銜交給了鮑林，但是鮑林對於此等羞辱怒不可遏，拒絕接受。他不及考慮後果，匆匆地給密立根寫了一封簡短而直率的拒絕信。他在信中寫道，新的系務委員會結構意味著他要在沒有實權的情況下承擔責任。提議的7500美元的工資也太低。他需要學校作出支持化學系的承諾。而且，他希望得到的不光是系主任的頭銜，還有諾伊斯的另一個頭銜，蓋茨實驗室主任。他在8月10日把這封信交了上去，然後帶著全家上俄勒岡度假去了。

　　兩星期後，他回到學校。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我們的化學系仍是一團糟，恐怕在一切走上正軌之前我們還要碰到許多麻煩。」密立根原以為諾伊斯的死會讓鮑林幡然悔悟，欣然接受系主任的任命；鮑林信中的語氣讓他大驚失色，他拒絕把這封信交給行政委員會。這封信正是他對鮑林擔心的明證：他太年輕，太缺乏經驗，難以擔當系主任的重任。太容易採取「獨裁」的手腕。密立根拒絕給鮑林任何答覆。

　　鮑林和「長官」繼續沉默地對視著，過了整整兩個月，鮑林才眨了眨眼睛。在11月份，他再次要求密立根告訴他將會發生什麼。密立根冷若冰霜地回答說，他在等待鮑林提出能使自己「滿意」的機構改革計劃。

　　即便他們之間進行了談判，也沒有獲得任何成果。1937年新年過去了，化學系仍然沒有系主任。

　　韋弗在自己紐約的辦公室裡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他越來越不耐煩，決定採取行動。諾伊斯的生物有機化學資金已經啟動；韋弗認為鮑林和一個頂尖的有機化學家合作能夠完成大事，而且他也希望這筆資金能夠產生效果。加州理工學院現在的惡劣環境讓什麼事都變得複雜了。儘管他深知鮑林缺乏團隊精神——他認為，鮑林在8月份將那封拒絕信交給密立根時，密立根應該好好「打他的屁股」——他仍將鮑林視作自己在加州理工學院計劃中的關鍵人物。

　　韋弗在1937年1月乘火車來到帕薩迪納進行協調。他發現局勢比他擔心的還要糟糕。鮑林和密立根切斷了彼此之間的所有聯繫。密立根本人開始管理生物有機化學資金，儘管他對此一竅不通。鮑林則高傲地呆在一邊，等待著對他有利的決定。

　　韋弗首先和鮑林坐下來談。有個能夠理解自己的人來聽自己的牢騷，鮑林把鬱積在心中的話一股腦兒都倒了出來。他說，他擔心不能很好地平衡自己在學術和行政上的時間。看看諾伊斯的情況——他事無巨細地處理著學院的事務，而本人在實驗室裡卻沒有搞出任何有價值的成果。系主任在新的系務委員會制度下不過是一個傀儡，沒有決策權，卻要為那些不是自己作出的決定接受旁人的潔難。而且在一些他本人就可以處理的小事上，他也需要浪費大量時間與委員會商量。鮑林還說，他對於不給他實驗室主任一職極為不滿，因為儘管對外人來說似乎這無關緊要，但是在他領域裡的其他科學家眼中，這個頭銜具有實際的重要性。工資問題也相當重要，因為他現在的收入比其他系主任的工資要低得多。

　　韋弗覺得鮑林的話有理有據，他開始對這位青年學者產生了一種新的敬重。接著，鮑林又讓韋弗看了自己在8月10日寫的拒絕信，要他坦率地說出自己的看法。韋弗讀了一遍，說這封信「語調生硬，甚至有些厚顏無恥」。他告訴鮑林，與行政委員會的成員相比，他還太年輕；提他為系主任表明理事們對他非常信任，可以說是對他的一種恩賜。他的答覆不僅沒有感謝這種榮譽，而且沒有給出他這一決定背後的理由。看上去似乎鮑林把系主任一職又扔回到他們的臉上。這是一種羞辱。所以毫不奇怪，他們讓他乾等著。那天晚上，韋弗在日記中寫道：「鮑林似乎心說誠服地接受了我的批評，並沉痛地表示自己犯了一個大錯。」

　　在教訓了一方之後，韋弗開始和另一方理論，告訴密立根鮑林的憂慮以及對化學系的計劃。他說，這個年輕人在長時間的等待中仍保持了清醒的頭腦，這難能可貴，而且鮑林對於洛克菲勒基金是十分重要的。他請求密立根能夠理解。

　　在韋弗回到紐約之後，密立根和鮑林開始對話，意在確定一種雙方都能夠滿意的體制。在諾伊斯去世幾乎一年後的4月份，鮑林將好消息通知了韋弗。「在與您談話之後，我找到密立根教授，決心消除我們之間的隔閡。我們沒費什麼功夫就達成了共識，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滿意的。」鮑林當然是滿意的。他將保留系主任和系務委員會主任的頭銜，他的工資將提升到9000美元。

　　＊＊＊

　　在別人的憂懼惶恐之中，鮑林順利地擔當起了系主任的角色，這主要應該歸功於他沿用了諾伊斯的行政管理體系，並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科研工作上。作為系主任，他需要抛頭露面，外出旅行，講演，提高學校的知名度，並吸引大筆的贊助。其他的一切事務都委派別人去做。他說：「作為行政管理人員，我出於某種原因，養成了把幾乎所有事情都交給別人去辦的習慣。」他讓自己以前的研究生斯特迪文特當了自己行政方面的助手。這一選擇十分正確，因為斯特迪文特務實、果斷——他負責化學系的儀器車間，在日常行政事務之外還設計並製造了一些精密的化學儀器設備——在一個教授的記憶中，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能幹的一個」。

　　大多數其他的日常決策都由系裡的一些常設委員會來制定。甚至連新的系務理事會機構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也非常容易地解決了：對任何新教師的錄用或是別的重大決策，鮑林並不採取所有教師投票的辦法，而是通過小範圍的投票來解決。在此，鮑林同樣顯示了他的才幹：在投票之前，鮑林都會先去試一試水溫，通過非正式的談話達成一致意見，這樣就避免了許多公開的爭論。教師會議簡短有效，多數教授喜歡這種形式。

　　在獲得系主任提名後的幾個星期，鮑林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非常感謝你關於我的新職位的來信。我不知道將來會怎麼樣，但是到目前為止事情並沒有朝壞裡發展，因為除了在一些最無關痛癢的事情以外，我都成功地逃避了任何責任。」

　　關於鮑林「獨裁」傾向的憂慮看來是言過其實了。也許全系的科研重點有所轉移——諾伊斯偏好的是無機物理化學，而鮑林注重的是新的生物有機化學——但是教師們很快就意識到，不會發生什麼大的變動。系裡的生活平穩、和諧地延續著，至少在表面上看來如此。

　　只有少數例外。托爾曼，作為諾伊斯的好朋友，客客氣氣地和鮑林保持著距離；在客套之外，他們的關係再沒有熱絡起來。另外一個是唐·尤斯特，一個固執己見、獨來獨往的無機化學家。鮑林記得他「有些跟我作對」，也許是因為尤斯特對化學系的重點偏離自己的領域心懷不滿，也許是因為鮑林對上回尤斯特沒能找到他所預言的氙化合物仍耿耿於懷。尤斯特在加州理工學院一直呆到退休，經常和鮑林對著幹，在系裡的許多決策中他是唯一的反對票。他也不刻意隱瞞自己對鮑林的敵意，有時候發展到兩人一句話也不說的地步。

　　除了這些偶然事件外，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在鮑林的領導下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進一步壯大。兩年之後，鮑林驕傲地向韋弗報告說，化學系的研究生數目從25個增加到了45個，博士後的數量也翻了一番。學生們擁向加州理工學院，不僅因為諾伊斯創建了一個強大的化學系，而且因為現在鮑林是掌門人。他以自己的化學鍵和分子結構思想推動著化學的發展，在前面領路。30年代中期的一位研究生維納·舒梅克說：「許多學生是因為聽說過鮑林的名字，所以才到加州理工學院來。他也沒有讓任何人失望。他總能創造一個接一個或大或小的奇跡。」理查德·諾伊斯，依利諾伊大學化學系主任的兒子，在30年代末本可以到任何一個研究生院去學習，然而他選擇了加州理工學院，因為它「欣欣向榮，……是世界上學習結構化學的最佳場所。」

　　那時候，鮑林的學生，所有化學系的學生，都覺得自己是一個精英集團的一分子。鮑林的過人智慧和個人風格造就了這種特殊感。他並不隱身於辦公室，只有在研討會發言或者主持會議時露露臉。他現在不必擔心自己牢固的地位，時常在走廊裡走動，把腦袋探進實驗室，和任何一個碰見的人聊聊天、開開玩笑。新生原來以為會遇見一個拒人於千里之外。令人肅然起敬的偉人，然而卻發現他友好、隨和，而且異常年輕——他只比多數研究生大十歲——他詢問他們的興趣，傾聽他們的想法，坦率地談論自己的看法，而且最令人驚奇的是，他能平等地對待他們。他邀請學生和博士後到自己的家裡聽唱片，吃早點，在感恩節共進晚餐。有時，他們還替鮑林看孩子。他率領他們到沙漠去野營。鮑林的風格隨意奔放——西部風格——與別的總是以先生或教授稱呼的化學系大異其趣。在加州理工學院，在鮑林的軌道上，真實、創新、領先的化學既令人興奮，又讓人感到充滿了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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