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46)

四六

　　鮑林一下子懵住了。密立根的話徹底推翻了他原以為板上釘釘的自己前程的安排。而且密立根說他年輕，不足以擔此重任的話也毫無道理。鮑林已經34歲了，比斯雷特負責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時還年長3歲，比科南特被提名為哈佛大學校長時也小不了幾歲。一定是別的什麼出了岔子。

　　鮑林整整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才重新認識了自己的位置，他決定非要弄個明白不可。他老調重彈地給諾伊斯送去一封措辭謹慎的信：「我覺得我不得不離開學院。……唯一令我感到遲疑的是，我可能誤解了您曾經囑咐我的，要我制定發展化學系的規劃，並為我安排相應角色的話。」

　　諾伊斯在科羅那得馬收到了這封信。幾個月來，他一直避免作任何決定，但是現在看來他必須正面解決鮑林的前途問題了。他一直擔心這會使他在生命最後幾年中苦心經營的化學系分崩離析。他叫秘書把鮑林的信複寫了一份親手交給海耳，還親自寫了一段話。「鮑林好大喜功，野心勃勃，惟我獨尊，但是我確實相信，他主要的思路是在其研究領域之外建立一個更大的研究中心。」然後他要求緊急約見托爾曼、海耳和密立根。

　　在會議上，大家很快意識到問題沒那麼簡單。密立根希望托爾曼能夠繼任；他不僅資格老，而且是合適的人選；他和密立根以及加州理工學院最大的那些施主參加同樣的私人俱樂部，屬同一個社交圈。在另一方面，每一個人都還記得鮑林剛讀研究生時的模樣。他來自窮鄉僻壤，一貧如洗，和年輕的太太和孩子住在一間租來的破舊屋子裡。他怎麼能夠應付那些學院需要交好的百萬富翁呢？密立根特別擔心魯莽的鮑林在自己理事會前的表現。然而諾伊斯仍然不相信託爾曼會全身心地投入到化學系或者管理工作中去，他爭辯說，失去鮑林將是學院的一大損失。托爾曼本人對獨自一人取代諾伊斯表示了保留的意見。

　　最後，大家達成了妥協：對化學系採取分治管理的模式。鮑林將稱為名義上的系主任，但是他將和一個新的化學系委員會分享他的權力。這一委員會包括五名成員，將最終決定任命、提升、工資和預算等問題。托爾曼將作為化學系在加州理工學院執行委員會中的代表，負責與理事們打交道。

　　這一計劃是在7月份制定的，但是在11月正式公佈的時候，鮑林的角色受到了進一步的削弱。也許諾伊斯還不願就此退休；也許化學系的教師反對原先的計劃。總之，最後諾伊斯被任命為化學系委員會的主席，而鮑林是成員之一。主席是委員會的當然成員，沒有什麼實權。他能夠將有關事務提交給委員會，但是沒有投票權。這一體制保證了在諾伊斯死後，他的互相合作、教師集體管理的模式能夠繼續下去，而不至於造成某一個人獨霸化學系。在被剝奪了所有實質性內容之後，這一有名無實的化學系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將在恰當的時候授予鮑林。

　　鮑林得知了這一消息。聖誕節剛過，他寫信給科南特，說自己有興趣到哈佛來。但是，與七年前各大學爭相禮聘鮑林相比，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可供挑選的受過量子力學訓練的青年化學家很多——哈佛在一年前剛剛招募了鮑林一個最得意的弟子，布萊特·威爾遜——而且把鮑林龐大的研究隊伍搬到東部去需要一大筆錢。在對大蕭條影響下的預算進行了兩個星期的苦思冥想之後，科南特回信說：「我非常遺憾地告訴您，現在哈佛看來無法提供您所需要的那些機會。」

　　＊＊＊

　　自尊心受到雙重打擊的鮑林一頭紮回到研究工作中。諾伊斯讓他參與一個自己希望在有生之年實現的最後的大項目，創建一所生物有機化學研究院，並借此來撫慰鮑林的創傷。這個新的跨學科的研究團體將運用現代化學的工具來重新塑造生物學。他說，鮑林將是這一學院的學術領袖，可以獲得新樓的整個一層樓面。其他教師將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者，以後將陸續被聘用。更多場地和更高學術地位的承諾幫助鮑林克服了自己的失望情緒，一門心思地撲在工作上。

　　韋弗在1936年3月訪問加州理工學院，他非常高興地瞭解到鮑林在血紅蛋白研究上取得了進展。當鮑林在晚餐上介紹自己對其他蛋白質研究產生了新的興趣，說到自己的工作有可能有助於攻克癌症時，韋弗就更加喜不自禁了。

　　韋弗還拜訪了明顯衰弱的諾伊斯。諾伊斯強打精神，四方尋求資助，招兵買馬，為擴建和裝備生物有機化學學院作準備。韋弗對這一規劃非常興奮——這畢竟表明，他長期以來信奉的研究生物學的方法將被實現——他告訴諾伊斯，他將和理事會一起密切關注這一項目的進展。

　　諾伊斯對這個項目信心十足，況且他急切地想在自己離開人世前把一切都料理停當。他讓鮑林充分地考查一下新學院的合適人選。這回倒是鮑林擺起了架子。他寫信對諾伊斯說，最好圍繞自己的研究進展向洛克菲勒基金提交一份詳細的計劃，然後再看看採取什麼行動。諾伊斯迫不及待。他已經決定到梅奧診所做一次結腸手術，這是他最後治癒癌症的機會。他很快將一份6頁的提綱送交給韋弗，其中概括地介紹了有機化學的發展思路，並詳細介紹了由私人捐助的擬建中的大樓。然後鮑林被派往東海岸尋訪人才，這回他又扯起了諾伊斯的後腿。在紐約，他告誡韋弗說，他覺得諾伊斯「以他現在的狀況，為了在有生之年作出一些成就，有些過於匆忙……」。鮑林仍然認為，不管系主任一職怎樣有名無實，總歸是他的。他不希望被一個垂危的病人作出的決定栓住手腳。他希望在時機到來時作出自己的決策。

　　他不用等待太久。梅奧診所的手術失敗了，5月，諾伊斯回到了帕薩迪納。他躺在自己聖帕斯科大街住所的床上，女僕和一位長期的助手照料他。鮑林此時正忙於和莫斯基一起對蛋白質變性的論文作最後潤色，在諾伊斯最後的幾個星期中探望過他兩回；誰也沒有提及他繼任系主任這個話題。

　　1936年6月3日，消息傳遍了校園：亞瑟王過世了。

　　＊＊＊

　　這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諾伊斯的保守克制、溫文爾雅和慷慨大度紮根於19世紀；他所遵循的是一種正在迅速消逝的生活方式，慢條斯理，知書達理，知足常樂。不會再讓學生駕著老摩西出遊，在研討會上不會再有可可飲料，不會再有密立根在悼詞中所稱的諾伊斯的「美好性格」。不會再有詩歌。未來屬不那麼浪漫、更加務實、眼明手快的鮑林式人物——20世紀的人。

　　諾伊斯在系裡起到了協調的作用，這一點在他死後充分顯露出來了。教師們在過去一年中積聚起來的敵意現在變得公開了。一些教師認為，鮑林即便是在諾伊斯重病期間也把他逼得很緊，還有人對韋弗說，鮑林「以一種毫無道理的，甚至是不可饒恕的方式來困擾和糾纏（諾伊斯），強迫他承擔起不可忍受的化學系領導任務」，這甚至有可能加速了諾伊斯病情的惡化。托爾曼、迪金森和雷西這些老教授在給密立根的一封信中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同感，並「建議」暫時將鮑林提升為系主任——新近又重新確定了職責範圍，幾乎沒有任何權力——這只是因為他的研究工作對加州理工學院至關重要，儘管「我們對鮑林教授是否完全適合這一崗位深表憂慮。……在一定程度上，我們懷疑他是否有能力來制定政策，是否能夠慷慨、真誠地待人接物。」

　　這股反鮑林的情緒在諾伊斯的葬禮上表露無遺。榮譽扶棺者包括加州理工學院行政委員會的每一位成員，還有化學和化學工程系的每一位教師——唯獨沒有鮑林。鮑林對這種特殊做法感到狼狽萬分，他找到密立根，要求知道為什麼受到這樣不公正的待遇。密立根聲稱自己毫不知情，說名單是化學系定的。

　　又一次侮辱接踵而至。葬禮後，正式宣佈了系主任的任命——然而是托爾曼，而不是鮑林。這可能只是表示對前輩尊重的一種形式，因為托爾曼早就表明自己不堪此任，因此馬上拒絕了，然而這實際上等於又打了鮑林一記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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