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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對南特土地綱領的批判不僅是對法國黨的,而且也是對第二國際其他党的機會主義分子的一個打擊,首先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分子的一個打擊。當時,這個黨的立場在國際工人運動中還是先進的。在實施特別法的條件下,由於合法工作和地下工作的結合,由於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下和機會主義進行鬥爭,黨不僅沒有脫離群眾而孤立,而且還擴大了和群眾的聯繫,加強了對群眾的影響。恩格斯在向《社會民主黨人報》(特別法廢除不久後這個報紙就停刊了)讀者告別的信中總結了德國工人和他們的黨反對特別法的英勇鬥爭。恩格斯在追溯1848年,追溯《新萊茵報》時,關於實施特別法這段時期是這樣寫的:「這同樣是一種革命的時期,從那一刻起,即在維登代表大會上,党又重新恢復了,並重新『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開始鬥爭。」

  統治階級親眼看到俾斯麥想藉特別法來使社會民主黨脫離群眾而孤立的企圖破產了,因此,1890年1月25日國會便不擬再延長這個反對社會主義者的法律。現在統治階級轉而採取「新方針」,即採取「懷柔」策略,採取向工人運動曲意逢迎的政策。

  隨著特別法的廢除,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活動條件又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黨現在獲得了合法地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的可能性。

  由於統治階級策略的改變,黨的策略問題又尖銳地提出來了。黨內又重新出現了危機,這個危機和70年代末期反對社會主義者的法律實施時所發生的危機的性質幾乎是一樣的。

  首先起來反對黨的是:「左」傾機會主義者「青年派」(其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這個反對派是由一批以党的理論家和領袖自居的年輕的文學家和大學生所領導的)。這一反對派不懂得利用合法條件的必要性,他們要求黨放棄議會活動,責備黨在保護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責備黨犯了機會主義錯誤。

  當《薩克森工人報》——「青年派」的機關報——企圖宣稱恩格斯和反對派是一致的時候,恩格斯對於這種「極端無恥的行為」給予了堅決的反擊,並趁此機會詳盡而徹底地批判了反對派的理論觀點和策略。

  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青年派」的理論觀點是一種歪曲得不成樣子的「馬克思主義」。談到這點的時候,恩格斯提到馬克思關於70年代末流行於一些法國人中間的這種「馬克思主義」所說過的一句話: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恩格斯嚴厲地批判了「青年派」的脫離實際的冒險策略。用他的話說,這種策略甚至能使一個最強的、擁有數百萬黨員的党葬送在它的一切敵人的大笑聲中,並且完全是咎由自取。

  恩格斯嘲笑「青年派」自以為在黨內佔有很大比重、起很大影響的這種自負和錯覺。他給他們指出了一個黨員所應該走的道路,指出他們要成為領袖應該具備哪些品質。「應該讓他們瞭解:他們所受的那種尚待自己加以徹底批判的『學院式的教育』,完全不能使他們在黨內獲得領導幹部的頭銜和與之相適應的職權;讓他們瞭解:在我們黨內,每一個人都應該從一個普通戰士做起;讓他們瞭解:要在黨內擔任負責的職務,光是有寫文章的本領或理論知識是不夠的,甚至二者都確已具備,也還是不夠;讓他們瞭解:要擔任領導職務,還需要很好地熟悉黨的鬥爭的條件,完全通曉鬥爭的形式,具備久經考驗的耿耿忠心和堅強性格,最後還必須自覺自願地加入到戰士的行列中。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他們這些受過『學院式的教育』的人們應該向工人學習的地方比工人向他們學習的地方要多得多。」

  這是恩格斯還在「青年派」表示否認議會鬥爭和開始公開反對黨以前,就對他們進行的批評。在「青年派」變得更「左」的時候舉行的愛爾福特黨代表大會做出了決定:如果「青年派」的領袖們不服從黨的決議,他們就必須退出黨的隊伍。反對派的代表們示威性地退出了黨代表大會,最終地和黨分裂了,「其中一部分滾到無政府主義方面去了」。

  黨內的「左」傾分子的活躍和統治階級轉而採取「讓步」的這種情況都使得黨內的改良主義分子和公開的機會主義分子積極活動起來。恩格斯早已預料到在特別法取消後黨內機會主義右翼就可能採取進攻,福爾馬爾的言行首先表現了這一點。福爾馬爾認為政府的「新方針」是對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現,他用下面的公式來表示社會民主黨的策略:「用友好的手歡迎善意,用拳頭打擊惡意。」

  福爾馬爾認為統治階級的政府能夠「按照全體人民的利益」辦事,他就以這種觀點修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理論。由此在邏輯上就推出福爾馬爾放棄革命的結論,推出福爾馬爾的這樣的論斷:將來的新社會一定是「始終不渝的和平發展」的結果。

  當時福爾馬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決不是孤立的。

  由於統治階級策略的改變,黨內小資產階級分子的拉薩爾主義思想復發了,改良主義的幻想重新抬起頭來。

  甚至黨內的一個公認的領袖——威廉·李蔔克內西也常常大談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把任何談論武裝革命和國內戰爭的人都算做是無政府主義者。

  李卜克內西向恩格斯解釋說,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和政府發生新的尖銳的衝突,因為這種衝突會使社會民主黨失去剛剛爭得的合法地位。但是恩格斯向李蔔克內西的這種言論提出了堅決的抗議。恩格斯在1890年3月9日給李蔔克內西的信中寫道:「你痛斥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武力,我認為這是不能容忍的。因為:一則,隨便哪個敵人都不會相信你這種說法,他們不致於蠢到這種程度;再則,根據你的理論,我和馬克思還成了無政府主義者,因為我們從來不打算像善良的教友派信徒那樣,如果有人想打我們的右臉,我們就把左臉也挨上去給人家打」恩格斯越來越頻繁地指出黨的那位「理論家」——考茨基的特點,這些特點是馬克思、恩格斯初次和考茨基認識的時候就看出來的。考茨基帶學究氣、經院習氣,不善於運用唯物辯證法,帶有庸俗氣,最後,如恩格斯在給阿德勒的信中所寫的,「和真正黨的運動缺少聯繫」。關於考茨基,恩格斯寫道:「是一個純粹的學究和經院哲學家,他不但不能把複雜的問題弄清,反而把簡單的問題弄複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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