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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恩格斯一面和改良主義者以及調和主義者進行了鬥爭,一面在「國際」裡和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像紐文葛斯一類的「左派」無政府主義分子進行了鬥爭。恩格斯擁護布魯塞爾代表大會(1891年)把無政府主義者開除出國際的決議。

  在第二國際巴黎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以每年5月1日為國際無產階級節日的決議。恩格斯認為這個節日是戰鬥無產階級的第一次國際性的行動,他在1890年5月1日為《共產黨宣言》德文新版寫了一篇序言。在這篇序言中,他追溯了《共產黨宣言》在面世以後的經歷,並且指出,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1848年以來的工人運動的歷史。恩格斯回想起42年以前當他和馬克思發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的號召時,響應者還寥寥無幾。但是從那時起,工人運動已經大大地向前發展了,恩格斯認為國際無產階級的五一節就是這個發展的證明。最後,他這樣寫道:「今天的情景定會使全世界資本家和地主們看到:全世界的無產者現在已經真正聯合起來了。」

  雖然恩格斯已經上了年紀,但是每個「五·一」節他仍然堅持參加英國工人的遊行,並登上作為講臺的四輪車發表演說。本來,恩格斯是不大願意在大庭廣眾中講演的,因為他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大行的」演說家。

  恩格斯親自出席了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即1893年的蘇黎世國際代表大會。在大會閉幕時,他先後用英、法、德幾種語文發表了演說。恩格斯為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對他的熱烈的歡迎所深深感動,他在演說中曾經指著馬克思的像聲明,他認為這種熱烈的歡迎不是對他個人的,他「只是以一個偉人的戰友的身分」來承受這份盛情的,「這個偉人的像就掛在那裡」。

  恩格斯說:「自從馬克思和我加入運動,在《德法年鑒》上發表第一批社會主義的論文以來,已經過去整整50年了。從那時起,社會主義已經由許多小派別成長為足以使整個官方世界膽顫心驚的強大的政黨。

  馬克思已經死了,假如他現在還活著的話,那末在歐美兩洲是不會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有權驕傲地來回顧自己畢生的事業的。」

  恩格斯赴蘇黎世參加代表大會時,順便訪問了維也納和柏林。恩格斯的這次旅行竟成了勝利的行進。

  像在蘇黎世一樣,他在這兩個城市的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時強調指出,他所以受到這樣熱烈的歡迎並不是由於自己的功勞,而應當歸功於偉大的馬克思,他不過是馬克思的合作者和戰友而已。他在維也納時說:「即使50年來,我對我參加的運動做出了某些貢獻,那我也不希望任何報答。對我來說最好的報答就是你們(群眾熱烈鼓掌表示贊成)。對我的報答是整個世界!我們有許多同志在西伯利亞的監牢裡,在加利福尼亞的金礦中,在各個地方,一直到澳大利亞我們這些人就是一個使整個世界為之震驚的偉大強國,是一個比其他強國更能決定一切的強國。這就是使我感到驕傲的地方!」

  隨著第二國際的成立,恩格斯所從事的黨的活動和政治活動也更加強了。他密切地注意著新的國際組織的活動,對任何脫離無產階級路線的企圖都立即給以反擊。

  恩格斯最擔心的是蓋得領導的法國工人党。由於90年代初期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了巨大勝利,党的領袖們就產生了機會主義的動搖,他們開始把黨的工作重心放在「攫取」票的鬥爭上。為了建立一個人數盡可能多的國會黨團,蓋得派和其他社會主義者竟使他們的代表去和以米勒蘭、饒勒斯為首的激進社會主義者的代表聯合起來。在這個聯合的黨團中,蓋得派只占無足輕重的少數,因此,領導權實際上就轉到米勒蘭一夥人手裡。恩格斯認為這種「政略結婚」是極端危險的,他警告大家提防這種危險,並堅決反對「社會主義者服從米勒蘭派,因為米勒蘭派的實際綱領與其說是社會主義的,不如說是激進的」。他指出和這些先生們分裂是必不可免的,並建議準備這個分裂。

  恩格斯在他逝世的前一年,激烈地反對了蓋得派在土地問題上的機會主義。這是因為1894年工人党南特代表大會通過了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土地綱領,以及福爾馬爾在德國土地問題上發表了一系列機會主義的演說,而德國党的領袖們也沒有加以應有的反擊。

  恩格斯不止一次指出,小資產者和農民蜂擁而起的事實證明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他們向我們靠近的事實證明:無產階級事實上已經成為領導階級。但是因為他們隨身帶來了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思想與意圖,所以不應當忘記,如果無產階級對這些思想和意圖讓步的話,那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歷史的領導作用。

  恩格斯認為南特綱領正是這種極端危險的機會主義的讓步,這個綱領不向農民說明「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生產將像火車壓碎獨輪車一樣地壓碎他們那無力的過時的小生產」,卻答應永遠保持農民所有制。

  同時,恩格斯強調指出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和它對社會主義政黨的意義。為了奪取政權,甚至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家,社會主義政黨也必須到農村去,在那裡建立起威望來。但是,恩格斯在向這些黨指出農村工作的必要性時,他也反對在選舉中無原則地追求農民的票數,反對想把農民中那些按其地位來說不可能站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階層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的企圖。

  恩格斯著重指出,對農民、對農民中極不相同的集團和階層必須分別看待。他研究了社會主義政黨在奪取政權以前和奪取政權以後對小農、中農、富農以及大地主所必須採取的政策。

  恩格斯探討了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應如何對待農民的問題。他並沒有打算預先規定小農經濟向社會主義集體農業軌道過渡的具體形式,因為這些形式要根據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的那些具體條件和情況來決定。因此,恩格斯只提出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對待小農的最一般的(基本的)政策。恩格斯寫道:「顯而易見,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不會設想用暴力去剝奪小農(賠償與否都是一樣),像我們不得不對於大地主所做的那樣。我們的任務首先在於:將其私人的生產和私人的所有權變為協作社的生產和協作社的所有權,但決不是使用強迫的手段,而是憑藉示範和提供社會幫助的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那時候我們當然會有足夠的辦法,向小農顯示出他們現在就應該懂得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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