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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在舉行起義以前,必須冷靜地估計政治的和軍事的態勢。可是一旦決定起義並開始準備行動,就必須把起義當做藝術來對待,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極度的勇敢行動起來,就必須不斷地猛烈進攻。」

  「共產主義者同盟」在1850年9月分裂以後,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時期。除了維利希、沙佩爾和他們的追隨者所進行的瓦解活動,還加上了警察的迫害。1851年5月,在德國有許多傑出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工作人員被捕了。政府靠著手下的警探特務,開始準備對被捕的共產主義者進行陰險的審訊。

  恩格斯對馬克思為對付正在準備中的審判而展開的緊張的熱烈的工作給了巨大的幫助。他們在英國和德國的許多報紙上,揭露了普魯士警探施梯伯所進行的挑畔、捏造以及諸如此類的陰謀,同時收集了被告辯護的材料和文件。

  1852年5—6月間恩格斯到曼徹斯特去找他的馬克思合寫了一本名叫《流亡中的偉大人物們》的小冊子。他們在這本小冊子裡把倫郭政治流亡者的小資產階級領袖們刻畫得淋漓盡致。這些人不進行真正的革命工作,反而像老鼠一樣可憐地吱吱亂叫。

  1852年10月,11個被捕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在科倫受審,其中7人被判處長期徒刑。為了揭露普魯士政府和科倫給共產主義者判罪時所用的那些卑鄙手段,馬克思寫了《共產主義者在科倫受審的真相》這本小冊子,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了《共產義者在科倫的受審》。

  德國共產主義者的被捕和隨後舉行的科倫審判,給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以致命的打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領導的倫敦小組和大陸的聯繫被切斷了。同盟實際上已不存在了。1852年11月中旬,共產主義者同盟根據馬克思的提義宣佈解散。

  雖然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反動勢力的包圍下,在政府的迫害下被迫結束,但它在工人運動的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跡,它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雛形,是以不朽的《共產黨宣言》為綱領的組織。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培訓出來的德國無產階級的優秀的代表,在共產主義者同盟解散以後,仍舊繼續進行自己的黨的工作,宣傳革命理論、教育工人群眾並訓練他們以迎接新革命戰鬥。

  由於反動勢力的進攻,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活動和政治活動就處於非常艱苦的條件中。驅逐出境、貧窮和物質上的困苦等一切災禍都降到了他們的頭上。

  資產階級的社會現在向無產階級的領袖進行報復,剝奪了他們最起碼的生活條件。恩格斯靠新聞工作還能夠勉強地維持自己的生活,但是這對家庭負擔過重的馬克思來說是不堪設想的。

  為了使馬克思的天才得以發揮,為了把馬克思從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報復下拯救出來,為了替無產階級保全自己的領袖,恩格期在這些條件下忍受了一切犧牲。

  在當時的條件下,恩格斯能幫助他的朋友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回到營業所,回到「該死的生意經」中去。

  恩格斯毫無怨言、毫不勉強地這樣做了,因為其他的出路是沒有的。馬克思也同樣坦率地接受了他的朋友的這種無限的自我犧牲的表示。事實上,他們仍然是為了他們終生獻身的那個事業的勝利而肩並肩地進行著戰鬥。新的條件只是使他們之間的分工改變了形式。

  恩格斯一貫承認和佩服他的朋友的超群天才,為了使馬克思能夠繼續他的理論工作和政治工作,他認為由他來負擔他這位朋友及其家庭的大部分開支是完全應該的。

  恩格斯決定重新回到營業所以後,就在1850年11月遷往曼徹斯特,在「歐門—恩格斯」公司做辦事員。

  恩格斯回到營業所,馬克思則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裡加緊從事研究工作,這就引起了那些繼續玩弄「歐洲委員會」、「臨時政府」的把戲並為立刻實行革命而在美國發行「革命公債」等等的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一連串的造謠和誣衊。例如我們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裡知道,流亡者兄弟會會友盧格、維利希等人用最粗暴的方式攻擊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什麼他們「孤立了,被大家拋棄了」,並且念念不忘地責備恩格斯做「生意」。但是,恩格斯意識到他是在履行自己的義務,所以他不在乎這些諷刺,並安慰在這種情況下被激怒的和準備立即投入戰鬥的馬克思,叫他不要理睬流亡者的「專事譭謗和卑鄙勾當的學派」,蔑視這些抨擊,因為「謝天謝地,我們忍受過的還不僅是這些攻擊」。恩格斯認為,只要他能幫助馬克思安心寫作《資本論》,他對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貢獻就比所有那些空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英雄加在一起還要大得多。

  但是,恩格斯還是希望他不會長久地背著「該死的生意經」這個可恨的包袱。他期待工業高漲很快就結束,危機馬上爆發,並接著來一個新的革命風暴。

  這個古怪的「商人」的信在某種程度上是出奇的,這些信充滿了對新危機、對大規模的工業破產的熱望。

  交易所中的價格愈下降,企業家們的情緒愈低落,這位曾經被燕妮·馬克思在一次開玩笑時稱為「棉紡織業巨頭」的恩格斯就愈高興。

  當1857年工業危機開始時,恩格期寫信給馬克思,說到他在這一總崩潰的情況下感到非常舒服:「危機像海水浴一樣對我的身體有益,這點我現在已感覺到了。」

  恩格斯希望新的革命高漲將隨著危機到來,但是這個希望並沒有實現。因此,他的「埃及的幽囚」拖延了幾乎20年之久。恩格斯起初進公司時是一名辦事員,1860年起成為公司的代理人,1864年起成為公司的股東。

  由於工作條件,恩格期不得不和那些和他格格不入的人相周旋,遵守外表上的禮節,這樣過著兩重生活。只有在自己的妻子瑪麗·白恩士(一個普通的愛爾蘭女工,恩格斯第一次居住在曼徹斯特時就愛上了她)身邊,他才能離開那些和他格格不入的人而得到休息並和他的曼徹斯特的朋友——共產主義者威廉·沃爾費、賽米爾·穆爾、卡樂·蕭萊馬以及憲章運動的左派領袖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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