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72)_學達書庫

七二

　　實際上，紮伊爾有些重要的醫藥方面的職務，穆那姆比並沒有擔任過。他擔任校長期間，正是「西達」項目初創階段，他的財政十分桔據，連辦公用紙也買不起，更不用說滿足學生的需要了。無論困難多大，他從不畏縮。1976年埃波拉病毒氾濫，他堅守崗位；7年後艾滋病蔓延紮伊爾全境，他仍堅定崗位。後來基奎特又爆發埃波拉病毒，他還是堅持在那裡。他所作的奉獻是一座座豐碑。他艱苦卓絕，堅忍不拔，堪與超人毗美。穆那姆比熱心竭盡所能為他的人民作出奉獻。他曾花數月時間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實驗室裡學習出血熱血清診斷技術。他希望返回金沙薩後能在自己的實驗室裡進行試驗。可悲的是，從來沒有足夠的經費使他的實驗室保持運作。說來傷心，連穩定供電都保證不了。沒有了電，試劑等於廢品一堆。也許可以這麼說，如果有錢的話，1995年6月埃波拉病毒襲來時，紮伊爾基奎特地區300人喪生的局面完全可以避免。

　　我和喬納森需要馬上著手解決好幾個問題。至關重要的一項是為「西達」項目主要基地擇扯。可是眾說紛壇，各有看法，都想擠進艾滋病研究項目中來。大家知道這意味著有撥款，培訓和晉升的可能。這些機會製造了強列競爭環境，毫不足怪。因為這些籌碼是實實在在的。許多國家一一比利時、法國、英國、加拿大，還有美國等國家的科學家都正動員起來投身於該疾病的研究。人人誓拔頭籌的精神狀態，主宰了一切，管它是為了獻身的事業、還是為了個人的名利得失，都一樣，喝采捧場也好，一筆筆到位的款子也好，反正，五花八門，好不熱鬧。而我們從中確確實實增長了驚人的見識，像病毒是如何構成的，人又是怎樣能具備變色龍一般的本領，千變萬化，避免察覺，頂住打擊，從而達到玩弄人類免疫系統以及免疫學者們的目的等等，等等。而這種競爭雖說發動了全世界眾多的研究人員一致對付艾滋病、尋求治療方劑，卻也破壞了同行之間的友誼，滋生了對立積怨、互相攻仟、爭論不休的弊端。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ePasteur）和美國的全國衛生研究所苦苦爭吵，就是為了要爭個明白，究竟是哪一家發現艾滋病病毒的。艾滋病成為公共注意力焦點後科學家之間四分五裂，臭名昭彰，莫此為甚。

　　喬納森全家在金沙薩定居下來以後，喬納森本人覺得他在逐項落實「西達」項目方面所體會到的興奮激情遠遠超過對當地生活艱苦而感到的不稱心。

　　我先是幫助他安頓下來，工作上馬，而後每年來兩三次同他繼續合作。項目形成一定規模後，同「疾病控制中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和利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研究所合作，由從安特衛普過來的鮑勃·科爾邦德斯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斯基普·弗朗西斯參與，進行一項合作項目。由於有喬納森的先驅研究，我們對當地的城市環境在傳佈艾滋病方面的作用，就清楚得多了。他還就孕婦對胎兒傳染疾病作了最早的研究。此外，他在同來自亞特蘭大州的艾倫·格林伯格共同研究的過程中，在兒童身上發現了瘧疾同艾滋病之間的關連。這種關連並非直接。

　　瘧疾並不導致艾滋病，但是瘧疾會使兒童出現貧血症狀，並因貧血而需要輸血，因輸血而極有可能讓病兒接受艾滋病毒污染了的血液。因為當地屬缺乏測驗獻血血源中是否存在艾滋病病毒手段的地區。喬納森的研究還包括：非洲地區的艾滋病和西方出現的艾滋病，在症狀方面有重大的不同，感染後艾滋病的潛伏期，在非洲要短得多。我們相信其原因首先應該是非洲人容易罹致該項疾病。因為他們感染的機會多得多。尤其是寄生蟲感染。可以說他們的軀體對艾滋病病毒是敞開的，成了病毒的肥沃土壤。最後一點，喬納森的研究，表明他也是較早發現肺結核同艾滋病病毒有關的一批人中間的一個。

　　喬納森的這些研究成果固然重要，同樣重要的是，他在紮伊爾深入基層的體驗，使他有機會懂得艾滋病的嚴重影響。正是這些第一手的知識使他成為全球艾滋病研究項目的卓有成效的領導人物。該項目後來納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計劃之內。目前，喬納森在哈佛成立了一個新機構，取名為衛生與人權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Human Rights）。該所處於探索問題的尖端，旨在瞭解世界上為什麼就是有一些人甘冒感染諸如艾滋病病毒造成的疾患的風險，他們的社會基礎是什麼？

　　1984年或1985年前後，大家對非洲出現的艾滋病，潛伏期究竟多久這個問題，都心中無數。在美國，情況就不同了。病例證明，潛伏期一般在兩到五年之間，甚至更長。（今天已經估計可以長達10年以上。）這種情況有助於病毒恣意肆虐。當病毒為所欲為、把免疫系統破壞殆盡到掩蓋不住它的猙獰面目的時候，患者這條命，不用說，早晚斷送無疑。嚴重的是到這個時候病毒早已擴散到其他許多人身上了。拿埃波拉和拉沙熱兩種病毒來對比，這兩種病毒的潛伏期短得驚人。如果感染了，至少會知道：或存或亡，兩周之內便見分曉。如能活過來，今後就永不再得了。

　　艾滋病則是另一碼事。蘇堅持：如果有人用槍口對著她，要她在分別裝著埃波拉病毒和艾滋病毒的兩隻注射器之間任選一種時，她寧可選擇埃波拉。回想1979年我被針紮破的那次，當時在蘇丹，自己不小心紮的。真的應該額手稱幸，沒有染上埃波拉，然而，後來卻又顧慮起來。因為針刺事故後，我和羅伊·巴倫在我臂部注射過血漿。這些血漿從哪裡來的？我懷疑。可以肯定說，這些血漿都沒有經過艾滋病病毒檢測。我很可能已經染上了遠比埃波拉病毒更為可怕的疾病。後來檢測艾滋病病毒的手段具備了，我立刻送檢血樣。等待結果的過程等於經受蘇丹事件的重演。結果出來是陰性，那份高興，像中了頭彩，不，像連中了兩次頭彩！

　　多年來文滋病肆虐，困惑我們，簡直不可思議！為什麼在非洲？為什麼發生於當代？為了弄清楚艾滋病生成的年代和淵源，我們對金沙薩醫院中積貯多年的血液樣本逐一進行了是否攜帶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清檢驗。儲存多年的血樣是先前比利時同行為別的用途抽取的，抽自參加胎兒護理班的婦女。檢測結果表明本地的艾滋病感染出現於本世紀70年代後期，可能還要早些。當然，光憑這一點，不足以構成該症的歷史全貌。雖說異性性行為也有傳佈艾滋病的風險，在艾滋病患者群中，孕婦患者的比例並不最高。現在我們明白了，像這樣的血液血清檢驗，還得繼續進行。取血對象包括娼妓、癮君子、卡車司機等等。只有這樣才能弄清真相。

　　如上所述，既然70年代後期的孕婦，已經感染了這種疾病，可見艾滋病不可能是新生事物。但是目前這場艾滋病毒的流行，卻是新近的事，那麼，它從哪裡來的？它何以能如此猖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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