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70)_學達書庫

七〇

　　11月8日，我回到亞特蘭大並立即向我的主任加里·諾布爾（Gary Noble）及傳染病中心主任沃爾特·多德爾（Wa1ierDowdle）作了報告。聽我說完後，他們兩人都同意我應會見「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比爾·福奇（Bill Foege）。就在這一年，福奇博士作為該機構的領導人，已經宣佈離任。他的繼任人詹姆斯·悔森（James Mason）恰好那天來訪問「疾病控制中心」，所以也被請參加會議。此外，人體免疫缺損病毒艾滋病（HIV／AIDS）分部主任吉姆·古倫（Jim Curran）和「病毒性疾病」分部主任費雷德·墨菲（Fred Murphy）也參加了會議。運氣使那些和「疾病控制中心」有聯繫的、研究艾滋病的主要角色在同一地點和時間相聚一堂。

　　比爾·福奇曾在非洲生活和工作過，因此立即意識到我們所面臨的形勢是多麼嚴重。他決定我們應給衛生部助理部長愛德華·希蘭特（Edward Brandt）打電話。我於是和他拉上了對講機。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只知道他是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任命的——我也不知道他會怎樣答覆我。我向他描述我們的數據，概括我們得出的主要結論。我儘量把一切說得簡單明瞭。

　　電話的另一頭出現了長時間的沉默。

　　希蘭特開始說，我一定完全都弄錯了。

　　他說：「你們的發現一定有另外的解釋。你們是否考慮過其它疾病媒介？比如蚊蟲？」

　　對他來說，講蚊蟲比講性的問題顯然更容易些。

　　「我不認為我們取得的證據支持關於蚊蟲的說法，先生。」我說道，「至今為止，我們在兒童中很少發現有這種病。兒童受蚊蟲叮咬的次數和成年人一樣，可能還多些。這就是為什麼兒童患瘧疾要比成人多得多。如果艾滋病是蚊蟲傳播的，我們不會在人群中看到這種有規則的分佈，至於瘧疾，你可以看到一個無規則的分佈。我們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患瘧疾；只是取決於誰被蚊蟲咬過。但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種疾病具有明顯的感染鏈，並且是圍繞著性接觸。在兒童或老年人中沒有發生任何這種情況。

　　我認為我的解釋是充分說理的，卻未能動搖希蘭特。他似乎決心要提出另外的理論，只要讓異性患者擺脫與艾滋病的關係就行。我們的談話約20分鐘，但可以說沒有給他留下任何印象。我被華盛頓方面那樣深度的不信任——或者，還不如說是否定——弄得不知所措。當然，當時在場的每個人和我都理解我們提出的證據具有使人不得不信的本質，並認識到迫切需要採取行動。

　　明顯地，行政當局的結論是很不同的。這是裡根的時代。如果需要對艾滋病作出解釋的話，那麼這種解釋似乎必須是政治的和社會的要比我們所提供的更能被接受。選民們將會不喜歡我們的信息。他們較為樂意接受「同性戀瘟疫」的概念；公眾開始瞭解這種疾病時，他們就是這樣給定名的，這個概念帶有自我滿足和醜惡的道德主義的味道。我們所建議的是，告訴他們，艾滋病的確是一種瘟疫，對於它無人能夠免疫。

　　由於堅決拒絕承認艾滋病危機的真正範圍，裡根當局使它自己成為病毒的同盟者。又過了一年，華盛頓方面的政策才開始轉變，任命C·埃弗裡特·庫普（C·Everett Koop）為公共衛生局醫務長官。庫普，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對正確和錯誤有強烈的愛憎感，是一位偉大的醫生和客觀的科學家。他拒絕以思想意識來殆汙公共衛生事業。

　　兩年後的1987年，我參加了後來很有名的「波托馬克河會議」（Meetng on the Potomac）。那是在河邊的漂亮的帳蓬裡舉行的。我是幾名被邀請的、幸運的——或者上當的——來賓之一。不是說集會的發起人沒有好的意圖。值得讚揚的是，伊麗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擔負起整個會議的組織工作。當庫普進入帳蓬時，他受到雷鳴般掌聲的歡迎，以表示讚賞他所做的一切。但當裡根總統站起來致辭，並第一次在公共場合承認艾滋病是美國公共衛生的主要問題時，卻受到敷衍的掌聲，夾雜著發自內心的呸聲和噓聲。

　　應當承認，觀眾中，包括很多學術界人士，可能有黨派觀念強的人，但很多出席會議的醫生並不真正以其對民主黨的支持而出名。他們對裡根當局在處理艾滋病危機問題上所犯的不可饒恕的疏忽感到吃驚。當然，還有幾個更為鮮明的政治戰勝真理的例子。可能的例外是衛生部部長瑪格麗待·赫克勒（Margaret Hcckler）於1985年作出的大膽的，雖然是魯莽的宣言，聲稱將於兩年內提供艾滋病疫苗。

　　對我來說，波托烏克河會議是個轉折點。我已經在病毒性出血熱方面有所建樹；我已在從事一項我所喜愛的項目，對所做的研究工作感到激動。我無意放棄我感興趣的領域去從事艾滋病的研究。然而，我曾經建議在紮伊爾對這種病進行長期研究。我決定或許我應該是將這項研究工作搞起來的人一——這樣決定也許並非不合情理。我很不安。我該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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