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63)_學達書庫

六三

　　我於1982年來到波登·當。不久即同喬夫一起從事埃波拉病毒方面的工作。因為實驗有時要求我們連續工作六小時，我很幸運能有他在我身旁。猴子抓住我手套的那天，我們兩人正在進行一系列複雜的試驗，目的是要在我們以前發現的病毒損害血小板和內皮細胞的現象的基礎上找出醫治埃波拉病毒的辦法，我們的想法是如果能夠醫治猴子身上的疾病，那麼我們也可以將結果應用到人類感染此病的患者。我當時又重新採用紮伊爾的埃波拉病毒菌株，因為這種病毒實際上能在所有感染它的猴子身上引發致命的疾病。這種病毒就是那種在1976年襲擊揚布庫並奪去三百條人命的病毒。死亡率高達90％。喬夫就是感染這種病毒而又僥倖活下來的。

　　雖然我們不願這樣利用猴子做試驗，但這是獲得所需的、有關這種病的情況的唯一途徑。事實上，今天所掌握的關於埃波拉疾病的過程的知識大部分得自喬夫和我在波登當工作時進行猴子實驗所得的結果。

　　我們決定從那只撕破我手套的猴子身上取血液樣品；無論如何，應當進行一次血液試驗。當我們檢驗血清看是否有病毒時，發現它含有四級埃波拉病毒。這相當於每一毫升血液中含有一千個病毒粒子。病毒的數量是很大的。

　　現在我必須要等待五天，即病毒的潛伏期。這意味著五天的鏡中自我觀察，看是否出現表明病情的皮疹；五天中不斷地吞咽，看喉嚨是否疼痛發炎；五天中一直懷疑太陽穴的一次遲鈍的跳動是否意味著頭痛的開始。這些都是埃波拉症的初期症狀。然而，我更多地是憤怒甚於害怕。喬夫和我都不認為我真的感染了。儘管如此，卻難以原諒我的大意。我怎麼也不該讓我的手放在能被猴子抓到的地方。同時，我也知道這並非全是我的過錯。問題主要在於實驗室本身的設計。

　　實驗室主要是為了檢測可能對生物戰爭有用的空降藥劑而建造的，我們不需戴上生物面具。包裹在這一種東西裡，你滿臉大汗，呼吸困難。更槽的是，它使你無法說話。譬如你不能和同事交流，告訴他，「注意，我要給這只猴子的手臂上打一針，請你務必把手拿開。」更有甚者，面具是如此沉重，以至一天戴下來，你的脖子疼得要命。我能理解為什麼喬1979年在蘇丹工作時不用面具。從化妝的角度看，面具對臉也是一個災難，因為皮膚要經常同一個不透氣的密封墊磨擦，並且，由於有兩個眼罩，你完全看不見周圍的事物，除非你轉過身子，否則你只能憑感覺來發現身旁和身後的事物，比如一個手裡拿著一支受感染的針頭的人，或一隻想要抓你的猴子。

　　但是除了手套，這副面具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真正的保護。手套一直延伸到袖口，可是缺乏同袖子連接的密封口。這樣皮膚就暴露在外。手套也非常不方便，太過笨重，不適用於對動物和樣本作細緻的操作。實際上它們不過是一般的黃色洗滌用手套而已，至於對身體的其餘部分則沒有任何保護。進入實驗室前，你必須把衣服脫光然後穿上實際就像是劇場擦洗工作穿的工作服。因為他們以為假設只有男人在實驗室工作，因此所有這種工作服要比我的身材大到四個尺碼。這些工作服統統必須適合厄尼·鮑恩的身材。我必須把它圍著腰部裹上兩圈。不只一次在工作時衣服要從身上滑下來。但是，因為尺寸不合身而滑下衣服，是我最不屑於關心的事。

　　這一切最後歸結為一點，即整個系統從建立時起就是不安全的。之所以沒有發生更多的事故，那是由於研究人員具有高，水平的技能。要是沒有喬夫的耐心和技能以及我自己想要弄清病毒感染機理的強烈願望的話，我不敢肯定我能經受住這一切。

　　倒計時開始了。不管我對事件的客觀估計如何，我仍注視著日子，注視著我自己。每天，我從溫布爾頓的家驅車七十英里由M3號汽車道來到波登當。我有充分時間思考。五天……四天……是不是在我手臂上開始長出皮疹了，或是原來就有的污點？是因為幹躁的緣故所以喉嚨有點疼痛，或是真的得了什麼病？是否需要多幾個小時的睡眠？腦後的刺痛莫非就是頭痛的開始？幻想成了我自己最大的敵人。我必須小心地分清真正發生的事情和驅之不去的恐慌在我頭腦裡造成的幻覺。三天……二天……

　　我集中注意力於工作和我必須在家裡完成的任務。我估計著，我覺得我會沒事的。在此整個期間，喬夫保持著一貫高興的態度。不再提起這件事。我們一如既往地同猴子們一起工作就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只剩一天了。

　　那天晚上我上床後下定決心要馬上人睡。我仍然感覺良好，但我不能肯定。幾小時以後，我才迷迷糊糊地睡著。第二天清晨，我從床上起來走進浴室，我猶豫了一會兒，然後開燈照鏡子。什麼事也沒有。沒有皮疹，也沒有頭疼或發燒，也沒有喉嚨疼。我脫離危險了。

　　但我仍然感到憤怒，不再針對我自己，而是針對波登當的整個體系，是它把每一個工作人員置於危險之中。然而直到1984年的後期，我有機會在和它相似的「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三個月之後，才意識到波登當的條件是何等悲慘。當我看到一個有套間的實驗室是什麼樣子，它的保護設施那麼好，在那裡工作是何等舒適時，我對我所經受過的一切更加感到震驚。因此，1984年，當我從「疾病控制中心」回來後，我要求見波登當的主任。他是一位中年科學家，態度十分生硬。他沒有同第4級病毒打交道的經歷，也不想從事這方面的工作。當然，他對我所說的不感興趣。我還是告訴了他：他的體系不安全。

　　他臉色鐵青，我怎麼敢頂撞他呢？他從未見過如此「不禮貌」的人。

　　這位主任對我的談話反應十分無禮。而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和那位安全官員在我們進行病毒工作的整個期間從未進入過實驗室內部。對於我們究竟在於什麼一無所知，一點也不關心我們面臨的問題。我從未見他們戴過覆蓋整個面部的呼吸器。他接著說我向專家挑戰是不「恰當」的，即使這些專家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二戰期間進行的。他還說，美國人在管理實驗室方面沒有什麼足以教導英國人的。後來，他的一位「專家」訪問「疾病控制中心」時還告訴喬說我是一個惹是生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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