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紀實文學 > 第四級病毒 | 上頁 下頁 |
五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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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靠護士的這一直覺,在一個下午的晚些時候把我們帶到了一個院子裡。它似乎像幻景一樣坐落在高高的草叢中。院子裡有幾間用泥磚砌成的茅草屋。這些上面有茅草屋頂的住房的佈局,通常是圍成一個圈,中間是空地,院子通常打掃得很乾淨。小屋按嚴格的等級排列,一家之主住最大的屋子,大老婆的屋子就在旁邊。第二個老婆住在第二間,以此類推。在中間的院子裡,通常你會看到女人們用一根五、六英尺長的木杆在一個大的木臼裡搗玉米。其他人在準備當地的其他主食。孩子們、雞和其他牲畜在周圍亂跑。那裡有一個用三塊石頭壘成的灶,幾縷炊煙從一口大鍋的下面升起。鍋就放在石頭上,它的裡層已經黑了。誰住哪問屋子都有嚴格的規定:氏族的首領住第一間小屋,他的長子及其家人住第二間,第二個兒子及其家人住第三間,以此類推。 我們的出現引起了一陣騷動。他們都很清楚我們為什麼到那裡去的。護士走到一個男人面前,用贊德語向他打招呼。 「院子裡有誰病了嗎?」他問道。 他搖搖頭,表示沒有。他一再說每個人都很健康。 即使沒有翻譯,我也能猜出他的回答。 「說謊,」我的嚮導用他慣常的權威口氣說「沒錯,他在撒謊。」 護士繼續圍著一個圍欄走著,圍欄裡養了一些雞、山羊或綿羊(東非洲很難把它們分開)由一個男孩子照看著。我的嚮導轉向男孩,問他知不知道有個女人病得很厲害。男孩疑懼地打量著他,嚮導又問了一遍。男孩的眼光移動著,後來停在我們右邊的一個小屋上。我們知道該到哪兒去了。 一個我估計大約有20歲的年輕女子,被從她自己家的院子搬到了她親戚的院子裡,這是把病人藏起來不讓當局知道的一種辦法,這樣病人就不會被帶走。可是沒有人試圖擋住我們的去路,她躺在一個墊子上,臉上和四肢的汗珠晶瑩發亮。她在發燒,並已昏迷。當我問及此事時,他們告訴我她已經病了四、五天了。 我沒有什麼辦法阻止埃波拉的傳播,唯一可能的治療方法是用起康復作用的血漿。但是那能管事嗎?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但我們確實沒有其他辦法。病毒哇對治療埃波拉完全無效。我們除了給染患埃波拉的病人以血漿外,如果還能做些別的什麼,那不是更好嗎?也許使用那種方法,我也會發現它是否在我自己身上起了作用。這個女子最不利的因素是她已患病四五天,病情已有很大發展,不大容易治好了。 我們用了一些時間說服她的家人把她交給我們看護。我們向他們保證,我們把她送到醫院後,不會阻止家人去看望她。如果她去世了,我們絕對會把她的遺體送還他們進行適當的安葬。 如何把她送到醫院,這還是個問題。即使有運輸工具,一般的車輛也無法穿過高密的草叢。所以唯一可行的辦法是把她抬出去。我總是很樂觀,我估計把她抬到最近的一條公路——或者無論怎麼說,看起來像一條公路的地方——約需45分鐘,於是我們派一個送信的先去安排我們的小卡車。我則找了女人家裡的兩個成員幫助我們抬擔架。 那真是一場戰鬥,天氣酷熱,十分潮濕,一路穿過草叢。天漸漸黑了下來。在天黑之前到達大路,這是至關重要的。我可不想在草叢中過夜,誰知道那裡面會有什麼東西?此外,我們還要看路往哪走,我們要儘快給她血漿。我們所用的時間比我估計的多了一倍。當我們到達公路時,已經是黃昏了。不幸中之萬幸,女孩子已經昏迷了,她已感覺不到疼痛。小卡車正等著我們。 我們一到延比奧,就在隔離埃波拉病人的房子裡為她找了一個單人病房。這個房間不舒適。但是我們已無能為力。屋子不通風,沒有窗子,除了污濁的空氣和令人窒息的悶熱外,其他一無所有。 我穿上紙做的保護服,戴上外科面罩和雙層外科手套。蘇丹醫生奧姆蘭與我們小組一起工作。他自願協助我對病人進行靜脈注射,並開始輸液。但他選用了面罩呼吸器而不是面罩,這就錯了。罩住整個面部的呼吸器,換氣的速度要慢得多,因此很容易起霧而變得模糊不清。如果你換氣大多,就會迅速產生二氧化碳,沒有什麼東西比驚慌更容易使呼吸器蒙上一層霧氣。我的同事神經非常緊張,我說什麼也不能使他相信這並不是一項很危險的任務。 他開始抱怨天氣太熱。當我抬頭看他時,我已看不清面具後的臉了。這時,我們試圖在煤油燈微弱的燈光下固定好靜脈注射器注射血漿。固定靜脈注射器的杆子不過是一根比較直的木柱,釘在作為底座的兩根交叉的棍子上。然後在上端釘進一個釘子,把它彎起來作為鉤子,用以掛靜脈注射器的瓶子。無論怎樣看,它都像一個十字架。 忽然,我的蘇丹朋友小聲而含糊不清他說,他感到頭昏,虛弱無力。 他說:「我不知道能不能堅持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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