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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翌日,美國全國所有的報紙上都出現了大標題和聳人聽聞的報道,在某些不擇手段好撰寫奇聞軼事的作者筆下,伊莎多拉被詳盡描述成扯掉薄紗的紅裙在頭上揮舞,渾身裸露著發表講話為此波士頓市市長柯利以負責公眾道德為由禁止伊莎多拉再在此地表演。伊莎多拉怒火萬丈,她那不屈不撓的天性促使她在去芝加哥之前,又一次發表了一番驚世駭俗的言論:

  「如果說我的藝術是某一事物的象徵的話,那就是婦女自由和婦女從墨守陳觀的習俗中,即從新英格蘭清教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象徵。我寧願全裸體地跳舞,也不願像當今的美國婦女那樣,半裸體地、帶挑逗性地、裝模作樣地在大街上行走。人體本身就是一種美,因為它是真實的、自由的,它應該喚起人們的崇敬,而不是恐懼。這正是庸俗與藝術之間的本質差別,因為藝術家會把他的全部生命,包括肉體、靈魂及思想毫無保留地展現在神聖的藝術寶座上」

  一到芝加哥,伊莎多拉就被興高采烈的記者們包圍了,然而她已厭煩透了,不願意再講在波士頓發生的一切。這裡的人也開始叫嚷要「驅逐紅色舞蹈家」,然而伊莎多拉決不會向任何人妥協,她又一次在公眾面前發表演說:「我的經紀人告訴我,假如我再發表講話,我的巡迴演出就要告終了。那也很好,我早就要返回莫斯科,那裡有伏特加酒,有音樂,有詩歌,有舞蹈。」她稍停片刻接著說,「哦,對啦,還有自由!」全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伊莎多拉繼續西下踐約。到達印地安納波利斯的時候,那裡的市長,尚·盧克斯先生,極度警惕地安排了四個警察在劇場內,並聲稱「如果她膽敢在這裡幹些不文明的勾當,我們將隨時干預!」簡直愚不可及,伊莎多拉根本不屑於理他,因為這裡的觀眾極為熱情地支持了伊莎多拉的演出,自始至終場內氣氛都很好,那四個警察形同虛設。

  離開印地安納波利斯之後,伊莎多拉和鋼琴師馬克斯·拉賓諾維奇一起,奔赴各大城市演出,諸如堪薩斯城、底特律、巴爾的摩和費城等。

  1923年,伊莎多拉·鄧肯在紐約舉辦了她的並不太成功的兩場演出之後,決意返回歐洲去。因為她已被報紙上連篇累牘的攻擊搞得精疲力盡,加上葉賽寧喝了倒黴的私酒而使身體狀況惡化。

  重新回到巴黎,回到歐洲,對於葉賽寧來說這一切都糟透了。他恨不得立即將對美國的全部記憶都湮沒在酒中,然而這個暴飲的酗酒者不但沒有忘記這一切,反而喚醒了他心中所有的惡魔。一天,他像一個瘋子一樣沖進他在克裡永旅館的房間,打碎了所有的鏡子,並損壞了房間內的木器。警察好不容易才把他制服,送到了附近的警察局。

  伊莎多拉忠誠地站了出來,保護他的丈夫。她在報紙上為他辯護,聲稱「葉賽寧是眾多的美國的禁酒法的受害者之一。」並以一個母親般的胸懷矢口否認葉賽寧襲擊她的事情。她在報紙上這樣寫道:「葉賽寧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在正常狀態下實為一個完美的人。我相信全世界有無數顆真誠的心與我一同祈禱,願這位富於想像力的偉大詩人能夠康復,日後去創造這個世界極為需要的那種美好的事物。」

  但是這事發生以後,巴黎有名的旅館都不願接待他們這兩位名聲在外的住客。他們於是又搬回到她豪華大街的住宅裡去,舉辦演出接待朋友。

  一天,葉賽甯覺得伊莎多拉的朋友不合自己的心意,便上樓回自己的房間去了。後來,當有人彈奏貝多芬的奏鳴曲時,他怒容滿面,滿頭金髮蓬亂著奔了進來,用俄語吼道:「一幫得意忘形的傢伙,破爛的雪撬毯子,行屍走肉,一群懶漢邋遢鬼,你們把我吵醒了!」

  他抓起一個蠟燭台,朝一面鏡子砸去,頓時,碎玻璃落了一地。有幾個人試圖阻止這個拳打腳踢,難以駕馭的俄國佬,沒有奏效。一個僕人給附近的警察局打了電話,葉賽寧被帶走了。

  第二天一早,伊莎多拉在朋友們的勸告下設法將丈夫從警察局轉送到療養院。好奇的記者們仍然在刺探著她的生活,並利用一些專門刊登醜聞的報刊進行宣揚。換了別人也許會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但伊莎多拉決不。她在法國《快報》週刊上發表了義正辭嚴的駁斥那些下流說法的文章,為她的愛人葉塞甯辯護。

  6月份的時候,他們的經濟已到了很窘迫的地步,除了賣掉她那所住宅裡的家具並將房子租出去以外別無它法。就這樣,伊莎多拉和已出院的葉賽寧一起返回了俄國。

  當伊莎多拉走下火車時,她看上去愁容滿面,困頓不堪。而葉賽寧,這位感情極為奔放的俄羅斯詩人,心中泛起重回俄國的巨大感情波瀾。他欣喜若狂,加上伏特加酒的作用,使他砸碎了車廂裡所有的玻璃窗。

  到了莫斯科之後沒多久,葉賽寧就消失了三天,經過三天忐忑不安的等待,伊莎多拉決定遠遠離開莫斯科,到別處去度過夏天剩餘的日子。她出去買了兩張當晚去高加索的火車票,並認定在她的生活中葉賽寧插曲已告結束,她似乎產生了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當艾爾瑪著手為她的老師準備行裝時,她立即發現伊莎多拉的東西少得可憐。而葉賽寧卻有各種各樣的提包和箱子,裡面裝滿了各種奢華的物品——這都是這位詩人準備送給親朋的禮物。就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際,葉賽寧突然回來了,大叫:「誰擺弄我的箱子了,我要殺了他!」當晚,伊莎多拉在車站上又見到了葉賽寧,他們在溫情脈脈的氣氛中告別。

  伊莎多拉啟程前往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見到的第一個人居然是她來自紐約的老朋友——詩人和作家馬克思·伊斯曼,他來到這裡是為托洛茨基撰寫傳記。

  伊莎多拉很快適應了這裡的生活,並決定在高加索巡迴演出她要演出的曲目是《悲愴交響樂》和《斯拉夫進行曲》。清晨,小號吹出的刺耳的歌頌沙皇的音符劃破了黎明的寂靜,幾位早起散步的遊人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們三三兩兩聚集到樂隊的帷幕前。這時一位怒氣衝衝的契卡官員出現在他們面前,責備他們反復演奏這支刺耳的沙皇讚歌是什麼意思。

  可憐的指揮反復向那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官員解釋說這場虛構的反革命示威沒有任何含義,他是奉鄧肯女士之命來排練這支出自俄國享有盛譽的作曲家之手的曲子的。

  當晚,劇場座無虛席,氣氛十分緊張,因為鄧肯即將演出「上帝保佑沙皇」這一節目的消息早已傳遍全城。當鄧肯一登上舞臺,兩位全副武裝的契卡官員就通知她如若不取消《斯拉夫進行曲》,演出就不能進行。伊莎多拉不屑與他們繼續交涉,徑直繞過帷幕走向台前,她問劇場裡是否有人願將她的德語譯成俄語,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男士自告奮勇地站了出來,願意提供幫助。其實在座的人大都是富裕的資產階級,他們都能聽甚至會講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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