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24)_魯特·維爾納

二四

　　米沙在船上得了百日咳，他不能跟別的孩子一塊兒玩耍。我必須在他身上花費許多精力，照料我那瘦小的孩子。恩斯特心上總是掛牽著米沙，他待米沙既耐心又友好，他覺得我是一個好母親。

　　當時在蘇聯已經下雪了，在船上我卻身穿無袖白色連衣裙跳來跳去，還與恩斯特在甲板上的帆布浴池裡游泳。漫長的乘船旅行，暖洋洋的白天，晴朗的夜晚，太陽和星空都創造了一種令人不忍離去的氣氛。恩斯特和我有許多時間互相熟悉，互相講述自己的經歷。我26歲，恩斯特27歲。當我們傍晚在黑暗中伏在船舷的欄杆上觀看水面，或悄悄低語，或長時間沉默的時候，我心裡拿不定主意，我是否還想保持純粹「同志式的關係」，恩斯特也感覺到了這一點。我知道他對這種事情反正並不在意。但是我不想順水推舟，把自己捆綁在一次夢幻般的旅程中，未來的日常生活也許完全是另外一副樣子。假如我們互相之間並不喜歡，就很難有分手的機會，最好是我們目前誰都不特別喜歡誰。

　　在旅途中有些事情也會成為我們之間的障礙。當我拒絕乘坐一等艙旅行時，我認為我做的是對的。後來我也總是這樣做的，一個德國工人，以自己共產黨員的勇氣和忠誠選擇了情報員的生活，怎麼可以突然闖進這樣的環境裡去呢？每一個一等艙的旅客，當他走進來時就應該明白，這裡有什麼東西是不對頭的。同樣道理，最好是在外國就過儉樸生活，然後再學著出入資產階級圈子。我也反對結合作的同伴許多錢。有時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儘管少見，到目前為止一個同志過著儉樸的生活，或者可能生活在貧困的邊緣上，卻經不住過富裕生活的誘惑，甚至開始喝酒，搞些風流豔遇，變得嬌慣起來，或者墮落下去。

　　恩斯特仿佛並不喝酒，如果他是這樣的人，我會拒絕他做我的上司。

　　後來他在奉天的公開身份是金屬與打字機公司的代理人。他是怎樣取得這種聯繫的，我已經不記得了。他在旅途中扮做一個「帶著少量財產的商人」。恩斯特說一口帶有語法錯誤的德語，他的趣味是低俗的，他的舉止也不符合一個商人的風度。有時他把一隻未拍完的煙捲夾在耳朵後面，準備以後再接著抽。我試探著跟他談談這種習慣，但是每當字斟句酌地說起這件事時，他總是對我表示反感，變得好鬥，說我驕傲自大或者小市民氣，要麼稱我是個知識分子。

　　有一次他拿一張準備寄給他母親的明信片給我看，這是城堡的彩色照片，屋頂上有尖尖的小塔、城垛和落日。

　　我沒說話，他感覺到我的猶豫不決，便問道：「你是不是覺得不漂亮？」

　　我不想撒謊。「我覺得不自然，有點俗氣。」

　　「是這樣，我不過是個工人，這種事情我一點都不懂。」

　　恩斯特一定知道，我把他看作一個比我自己堅強得多的人物。我很尊重他的熱情和作為共產黨人的感情世界。我讚賞他的勤奮，他那巨大的意志力和他那豐富的經驗；他長期擔任過秘密信使，如今又在蘇聯接受了第二次訓練。其他的事情，比如說一種良好的舉止，在我看來並不是價值判斷，這對於公開活動簡直可以說是必要的。服從他作為上司的權威，對於我來說是毫無異議的，因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有這種權威的。儘管我不想惹是生非，但是涉及到書籍、繪畫和人，我還是要講出自己的看法。可他似乎對我所掌握的一切都不以為然，比如我所受過的教育、我的流暢的英語、我與人打交道時的穩重自信。

　　我們於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達上海，旅途花費了三周的時間。

　　羅爾夫非常高興地迎接我們。事先我沒有機會告訴他，我們只是路過這裡，到達之後立即把這種情況告訴他，對於我來說並不容易。當我最終把實情告訴他時，他顯得十分沮喪，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樣平靜，只是無論如何他也無法接受這是最後的分手。羅爾夫具有一種特殊的韌性，人們很難設想在一個表面看來軟弱的人身上會有這樣的品質。當我告訴他，我在奉天可能不是一個人生活時，他絲毫未責備或者難為我，他接受了這個現實。他只是堅持不肯永遠放棄米沙和我。

　　我發現羅爾夫心情十分沉重，因為他同樣有要兒子的權利，若是他提出這樣的要求，應該得到滿足。他現在已經不再是一個遇到危險可以退縮的同情分子，而是一個共產黨人，已經參加了工作，是日本在上海發動戰爭和德國法酉斯主義促使他走到了這一步。正是因為這樣，與他分手使我的心情更為複雜。

　　我們並未公開辦理離婚，因為我出現在奉天需要一個可靠的公開身份。我訪問了上海的各家書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當美國伊文斯駐上海書店的代理人。我以書商價格購買了少量圖書，拿到了圖書目錄並得到了我需要的最重要的東西：我的駐滿洲公司代理人的證明。潛在顧主應該是日本管理機構、醫院、大學生和日本企業界。我印了名片和信紙：滿洲國①圖書代理商，經營教育、醫學、科學圖書。滿洲國奉天P·O·30號信箱。至今我還保留著一張信紙。

　　①日本佔領滿洲以後的國名。

　　有了這個「代理人頭銜」，在我們必要的時候，我可以在滿洲境內公開旅行。

　　格裡沙大概是通過瓦爾特知道我到了上海，我們又見面了。我們認為我們這次會晤是並不違背地下工作紀律的，因為我們的社交往來是眾所周知的。這是一次熱烈的重逢，我向他談了他哥哥的情況，我在莫斯科拜訪過他。

　　離開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我購買了組裝發報機的零件，估計在奉天是買不到這些零件的，我們把它們裝進箱子裡。

　　在《左爾格博士東京來電》一書中，奧托·布勞恩說他從滿洲到上海的旅途中攜帶了2000美元現金，以便援救諾倫斯一呂格夫婦。他描繪了白俄和日本密探不斷地對旅客進行監視的情形。

　　恩斯特和我向著不同的方向駛去，我的米沙當然也跟著我一同走。在1800公里長的旅途中我們時刻注視著自己的箱子。在滿洲邊境箱子被打開了，在我們的發報機零件當中，除了較小的物件之外，有兩隻電子管，這種電子管當時有煤餅那麼大。邊境上的這種檢查已經成了我們生活當中經常遇到的事情，若不是奧托·布勞恩在他的旅行記中提醒我，我根本不會提到攜帶零件的事，下面這段回憶也是在他的啟發下想起來的：

　　我們希望在奉天能夠買到為組裝整流器所必須的變壓器，這種變壓器是由堅硬的鐵構成的，是一個大約20釐米見方的又笨又重的大傢伙。在奉天根本買不到我們所需要的零件，恩斯特又踏上漫長的路程返回上海，到那裡去採購變壓器。天津近得多，也許他到那裡去過。但是隱藏變壓器需要做充分準備工作，這只有在上海才可靠。恩斯特需要羅爾夫的幫助，羅爾夫很願意助他一臂之力。他們買了一把沉重的安樂椅，運回我們上海的住宅裡。恩斯特和羅爾夫小心翼翼地撬開底座的嵌板，把變壓器放在裡面，用鐵絲固定在彈簧上。

　　羅爾夫和恩斯特二人都是細緻認真，盡職盡責的人。在最後的一瞬間，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又決定用結實的細繩把變壓器再固定一遍，然後把嵌板重新釘好，安樂椅寄到我的或者是恩斯特的地址。我記得是寄到我這裡，因為我讓人從上海寄家具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安樂椅收到了，但捆綁變壓器的鐵絲卻斷了，變壓器雖然依舊固定在繩子上，但卻沉下來把嵌板磨得薄薄的，萬一在運輸途中再震動幾次，它那銳利的棱角會穿透嵌板，變壓器就要從裡面掉出來。對於那些駐紮在滿洲的歇斯底里的日本密探來說，這足以招來對我們的懷疑。一個有益的教訓是，工作不僅是雙倍的，而是要三倍的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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