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26)_學達書庫

二六

　　戴高樂有了新憲法賦予他的自從1789年以來，]或許只有拿破崙曾享受過的特殊權力。戴高樂是反對「政黨政體」的，他認為，第三共和國、第四共和國之所以充滿傾軋和衝突，主要原因是政黨林立，相互攻擊，結果把一個民族的活力抵銷掉了。法蘭西民族需要一個像他這樣的偉大人物，把民族命運、國家命運牢牢地抓在手裡。但時至今日，戴高樂無法擺脫多黨制，各政黨的存在是客觀現實，只能承認它。戴高樂明智地順應了客觀現實，以堅定的戴派米歇爾·德勃雷、沙邦—戴爾瑪為基本班底，盡可能地擴大團結的範圍，把主要政黨吸收到政府裡來。例如號稱中間派的安托萬·皮內，社會黨的居伊·摩勒等。戴高樂有意識地減少個人專斷的色彩，有意識地樹起了法國人民所一貫珍視的民主、自由和共和的旗幟，以使人們感到，戴高樂既是強有力的領袖，又是法國民主傳統的繼承人。

　　戴高樂從弗林姆蘭手裡接過政權時，國庫已經枯竭，情況異常緊急，外債超過30億美元，其中一半又必須在一年之內償還。1958年6月1日，黃金和外匯儲備只有6.3億美元，只夠維持5個星期的進口貿易。當時可以倚靠的只剩下年初從國際貨幣基金借來的5億美元。

　　戴高樂迫在眉睫的事就是為枯竭的國庫找到財源，而不能靠濫發鈔票。戴高樂根據安托萬·皮內的建議於6月13日在電視廣播中宣佈發行國內公債，同時凍結工資12個月。這個緊急措施很快使國庫狀況有所緩和，到7月12日止已回收了3240億舊法郎和相當於1.7億美元的黃金。接著，戴高樂著手改造舊法郎，為了提高法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決定發行新法郎，以1：100的比率收回舊法郎，同時宣佈法郎貶值17.5%。戴高樂政府還決定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從1959年1月起，90%的產品將用於國際交換。

　　這些非常措施自然會影響國民的收入，參加政府的社會黨人表示堅決反對，居伊·摩勒因此辭去了政府副總理的職務。然而，戴高樂確信這是唯一可以使國庫免於崩潰的辦法，只要先緩過這口氣，法國經濟就有希望擺脫傳統的保守、被動而分散的狀況，走向發展、高生產率、有競爭力和集中。戴高樂為第五共和國規劃了一個國家和私人投資並舉、工農業生產大幅度提高、發展原子、航空、空間等尖端科技的經濟振興綱領，以便使法國經濟發展趕上「世紀的速度」，勝任「國際上的競賽」。

　　要實現政局穩定、經濟繁榮，最關鍵的是必須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否則，就是一句空話。戴高樂決心要割掉這顆毒瘤。但又不是舉手之勞的事。戴高樂的東山再起，很大程度是「五·一三」事變促成的；是在極右派軍人製造的混亂氣氛中、其他執政黨束手無策的形勢之下，應運而生的。

　　戴高樂與這批極右派軍人一個根本不同之處，即他是一個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他很早就想根據阿爾及利亞的現實來尋求解決方案。「五·一三」的「英雄們」為戴高樂重新執政提供了機會，但是，戴高樂沒有聽任他們驅使。

　　1959年9月16日，戴高樂在電視廣播演說中第一次提出了在阿爾及利亞實行「自決」的問題。

　　他說，「通過阿爾及利亞人自己的自由選擇來決定他們的前途」是「唯一應當採取的辦法」。1960年9月5日，戴高樂在記者招待會上進一步說：「阿爾及利亞人的阿爾及利亞在發展中，它在前進著，這就是說，這是一個靠阿爾及利亞居民決定其命運的阿爾及利亞，一個由阿爾及利亞人管理自己事務的阿爾及利亞。」1961年3月30日，法國政府和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同時宣佈，雙方將在瑞士埃維昂舉行停戰談判。1962年3月18日，雙方達成停火協議；同年7月1日，阿爾及利亞在公民投票中以99.7%的絕對多數宣告獨立。隨後，法國政府承認阿爾及利亞共和國，兩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

　　至此，阿爾及利亞通過不懈的鬥爭結束了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地位，走上了獨立的道路。

　　60年代初，西非和北非的幾乎全部原來法屬殖民地都已先後宣佈了政治上的獨立。戴高樂在回顧法國殖民史在自己手裡終結時，心情也許是複雜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戴高樂的理想是：打敗希特勒後恢復「法蘭西帝國」的「完整性」，那時戴高樂未料到處於法國長期統治下的殖民地人民會如此迅猛地覺醒，掌握自己的命運。幾十年過去了，世界局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作為一位有遠見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戴高樂審時度勢，毅然拋棄了昔日「法蘭西帝國」的思想，理智地作出了有歷史意義的選擇。戴高樂在回顧法國殖民地發生的深刻變化時不無感慨地寫道：「殖民地的終結是我國歷史當中的一頁。在翻過這一頁的時候，法國既對過去的事情感到遺憾，也對行將到來的事情充滿希望。」

　　當過法國外交部政治司長、駐英國大使的雅克·德·博馬舍在1970年曾聽到過毛澤東主席對戴高樂的一段評價。毛澤東主席對來訪的法國客人說，他認為戴高樂之所以堪稱當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是因為他知道什麼時候該說「是」，什麼時候該說「否」。

　　他說，戴高樂在1940年抵抗了納粹，1962年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作出讓步——這在當時還沒有第二個政治家能夠既做這件事也做那件事的，戴高樂則正因此而贏得了很高的聲望，這就是為什麼他在法國所建立的政體能夠代代相傳的緣故。貝爾納·路德維支在他的著作《戴高樂》中引用了博馬舍親口向他轉述的這些話，認為，毛澤東主席對戴高樂的評語是最恰當不過的。

　　解決了阿爾及利亞問題以後，戴高樂有如卸掉了背上一隻沉重的包袱，他可以在國際風雲中放手地為法國的世界大國地位進行搏鬥了。

　　戴高樂要恢復法國在戰爭中失去的世界大國地位，進一步使法蘭西民族重放歷史上的光輝。縈繞在戴高樂腦際的是：烈女貞德的愛國主義，路易十四鼎盛的波旁王朝，使法國的聲威震撼了古老歐洲大陸的拿破崙帝國。然而，戴高樂從誕生之日起從來不曾見過這些令人驕傲的日子。戴高樂只能從「聖母院的夜景」、「凡爾賽宮壯麗的黃昏景色」、「陽光照耀下的凱旋門」、殘老軍人院穹頂下「瑟縮地顫抖著」的敵軍軍旗中領略歷史上的法蘭西何等聲振天下！

　　戴高樂不甘心自己的祖國就這樣黯淡無光；他不相信法蘭西不能在世界上重放異彩。命運在向法國挑戰，戴高樂要扼住命運。1944年他雖然作為勝利者凱旋巴黎，但是那一次他沒有能戰勝政黨角逐的漩渦。1958年給他帶來了機會，他在科龍貝教堂別墅穩坐釣魚臺，自有人請他出山。戴高樂在優先解決使法國陷於四面楚歌的阿爾及利亞問題的同時，刻不容緩地為法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進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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