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5)_學達書庫

五

　　1921年10月1日起，戴高樂接到調令，到聖西爾軍事學院擔任戰爭史教員。不過，戴高樂不滿足於只在軍事院校裡當教員，他的心願是進入高等軍事學院深造，將來成為一名在戰爭中運籌帷幄的高級將領。果然，第二年11月，他考進了高等軍事學院。

　　在兩年的進修期間，戴高樂根據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實戰經驗，愈來愈明瞭一種戰術思想，他認為未來的戰爭必定是機械化的戰爭，特點將是倚靠高度機動的地面部隊主動進攻，而不是消極防禦，所以應該發展坦克部隊，提高部隊的機械化程度和素質。

　　戴高樂在1924年6月作為結業考核的實地演習中實踐了他的以主動進攻為基點的戰術理論。戴高樂的戰術思想與院長穆瓦朗和副院長迪菲厄傳統的消極防禦理論是針鋒相對的，所以雖然迪菲厄主持下的考試委員會的委員們對戴高樂的評價不低，但是畢業考試的評定卻是「良好」，由院長簽署的成績單所附的評語中，雖然肯定了戴高樂的成績和長處，但也指出他過於自信，好作犯上之舉，儼然是個「國王」。

　　戴高樂從高等軍事學院畢業後在總參謀部所屬的運輸供給局工作了幾個月，隨後被調任美因茲的萊因區法軍司令部。這一年，戴高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敵人內部的傾軋》，這是根據他被俘期間在獄中的筆記整理而成的。戴高樂在書中提出了一個他一生奉為宗旨的信條——歷史研究的對象是民族和國家，每一個民族和國家都有其自身的特點。此時，戴高樂已經34歲了，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他在事業上不算順利。然而他的大法蘭西民族主義思想卻根深蒂固地確立起來了。尤其是法德之間的糾紛、對立、衝突、戰爭在戴高樂的意識中銘刻得那樣地深，那樣地牢，以致在處理同德國的關係問題時，法蘭西前途和命運佔據著頭等重要的位置。戴高樂心有餘悸地談論德意志民族具有紮拉圖斯拉心目中的「超人性格」。

　　他確信，法蘭西民族意識從古到今都註定要迎接德意志民族意識的挑戰。

　　1925年10月，法軍總監和最高軍事會議副主席的貝當元帥委任戴高樂為他的幕僚。戴高樂時來運轉的時機到了。他的才幹和主張得到了貝當的贊許和賞識。1927年，當了12年上尉的戴高樂被提升為少校，受令統率第十九輕步兵營，在摩澤爾河畔的特裡爾駐防。這一年的4月，戴高樂在貝當的親自陪同下在高等軍事學院作了三次演講，已屆中年的戴高樂第一次享受到這種殊榮。三次講座的題目分別是《戰爭行動與領袖人物》，《領袖人物的性格》和《威望》。後來他在巴黎大學也宣講過這三個演講。

　　這三次的講演稿以及後來他加寫的《主義論》和《政治與軍人》，合編為《劍刃》。

　　戴高樂正在按照領袖人物的標準塑造自己。看來，戴高樂並不滿足於單單是個軍官。

　　兩年後，戴高樂離開萊因區，奉調到貝魯特，在駐在這個地區的法國部隊裡供職。從1929年年底到1931年回國前，他到過開羅、巴格達、大巴士革和耶路撒冷。

　　1931年底戴高樂從中東回國後，到貝當主持的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處工作。兩年後提升為中校。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十多年中，戴高樂調動過好幾次駐防地點，此後六七年內他相對穩定在軍界首腦部門進行軍事戰略方面的研究工作，直到1937年底他晉升為上校的同時，被任命為駐麥茨的第五〇七坦克團團長，才又回到軍事指揮的職能崗位。

　　戴高樂來到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處接受的第一個任務，是根據戰時的需要對建立防務體系的有關問題進行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之一是發表在1934年1月1日的《法蘭西軍事評論》上的論文《海外的經濟動員》。更重要的要數四個月後發表的專著《關於職業軍》，這是戴高樂的第三本著作，是一本闡述軍事思想的著作。早在聖西爾軍事學院的時候，戴高樂就孕育著一種想法，即未來的戰爭將是快速的機械化戰爭。經過戰爭實踐，他愈來愈相信這將是戰爭學發展的必然趨勢。或許可以說，《關於職業軍》就是沿著這條思路寫成的。

　　戴高樂認為，在戰爭條件下，法國的地形是很不利的，尤其是與比利時接壤的法國邊界更加脆弱。英國和美國可以依靠海洋，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爾卑斯山作為屏障。法國首都巴黎周圍卻是一馬平川的開闊地帶，無險可守。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構築再堅固的防禦工事也無濟於事，唯一的辦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調遣的機動力量，也就是說，「一批常備的、團結的和能夠熟練地使用武器的隊伍」。而且必須在陸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選的人員」。他認為，全部現役人員應當在10萬人左右，由常備軍組成，他們應在精銳部隊中服役六年，掌握專門技術，培養進取精神和集體精神，並且在指揮藝術方面也要有相應的變化，以適應機械化戰爭的瞬息萬變的局勢，所以必須發展無線電通訊系統。

　　這些主張在當時是積極主動的進攻戰略思想。在當時法國的軍界、政界中認識並不一致。馬奇諾的神話還有市場。戴高樂軍銜不算高，人微言輕，支持者不多，執政者當中支持他的就更少了。

　　戴高樂關於機械化戰爭的思想雖然沒有得到廣泛支持，但這個時期卻是他趨於成熟的時期，對於他在1958年以後提出的獨立核防務政策，都是有影響的。

　　戴高樂在進行軍事理論的探討和爭論的時候，歐洲局勢正醞釀著危機。

　　1930年9月14日，納粹黨在國會選舉中一躍成為德國第一大黨，從過去的12席增為107席，1932年增為230席，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總理。德國法西斯勢力迅速擺脫了《凡爾賽和約》、《洛迦諾公約》和《凱洛洛—白裡安公約》等種種條約的束縛，積極擴充軍備。同年10月，德國宣佈退出裁軍大會，隨後宣佈退出國際聯盟。

　　1935年3月16日，德國正式廢除《凡爾賽和約》中關於德國軍備的條款，重新實行「徵兵制」，宣佈德國陸軍將增至36個師。一年後，德國廢除了《洛迦諾公約》，重新佔領萊因區。希特勒密鑼緊鼓地在戰爭的道路上疾馳。

　　這幾年，戴高樂為建立機械化常備軍大聲疾呼。

　　他認為事情是那樣明白如晝：德國從希特勒上臺以來一步緊似一步地擴軍備戰，一旦羽翼豐滿，就會首先撲向法國。但是，當德國正在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裝甲部隊和強大的空軍時，法國的軍政要人們卻迷戀著馬奇諾防線固若金湯的神話。「舉國上下都陷入了一種讓人難以置信的麻痹狀態，當局竟然從不號召採取必要行動。」戴高樂的主張雖然得到了新聞界某些人的支持，《巴黎日報》、《時代報》等發表過不少文章，宣傳建立機械化特種兵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提醒人們：德國的主要軍備力量是為了進攻。但是，這類紙上談兵，不足以影響當局的決策。戴高樂深知自己不過是一個中級軍官，成不了氣候，他決心設法影響擔負國防責任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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