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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戴高樂自己對全民表決是充滿信心的。它可以顯示人民對他的廣泛支持並從中汲取力量:它可以使他直接與人民打交道而無須通過討厭的代表之類的中間人;它還可以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變成「是」和「否」兩個簡單的字眼。在他當政的10年中,他已經成功地進行了四次全民表決。第一次是1958年表決通過新憲法,第二次是1961年表決阿爾及利亞自決問題,第三次是1962年表決阿爾及利亞獨立,第四次也是1962年,是關於總統是否應由普選產生的問題。這四次表決都沒讓他失望。所以,第五次他也希望如此。

  但在內心裡,戴高樂卻又有隱憂。他現在對法國人開始失望。他的打算是,他還做最後一次努力,如果法國人聽他的,他就堅持幹到1969年79歲的生日,爭取把新的社會秩序作為他留給法國人的一份寶貴遺產;如果法國人不聽他的,自甘墮落,他就退休,用另一種即寫回憶錄的方式為祖國效最後一次勞。他把全民表決的時間定在11月初開始辯論,1969年1月中旬最後投票。

  但總理顧夫·德姆維爾希望推遲一點,好讓他有時間處理緊急的教育和財政問題。11月的金融危機,則又一次打亂了表決的進程。同時,他身邊的人也產生了越來越濃重的懷疑和悲觀情緒。他們認為,誰也不需要這個「合作」,甚至連工人也不要,因為工聯主義存在的目的就在於競爭。

  這些挫折動搖不了將軍的決心。他勁頭越來越大,他雄辯滔滔,力圖用滿腔熱忱來感染他周圍的人。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在「極權主義的,過時了的共產主義」同「不人道的資本主義」之間,必須找出一條中間的道路!他將指出這條道路是什麼。

  熱心的加比唐敦促他加油幹。他說:「我的將軍,別害怕同工業家發生公開的衝突。資本家要同你鬥爭,越鬥越好嘛,他們的反對將使民情沸騰,轉而支持你的意見,你要依靠法國的左翼群眾,真正的戴高樂主義就要開始了。」

  1969年2月19日,部長會議決定表決將在4月27日舉行。政府將在4月3日國民議會召開春季會議時向總統正式提出必要的措施。第二天,將發表改革議案全文。正式的公民投票將從4月14日開始,其中包括提供在廣播電臺發表贊成或反對意見的便利。

  在最後時刻,一場新的社會風暴無情地粉碎了這位老人改革社會的信心。3月11日,工會發動了一場總罷工,使全國許多地方陷入了癱瘓。部長們愁眉苦臉,要求總統立即放棄他的全部計劃。接著,《費加羅報》發表了一項民意測驗結果,異常精確地預示出:53%的選民打算反對,只有47%的人準備投贊成票!

  結局已經非常明顯,等待將軍的將是一場慘敗。這時候,如果將軍只圖使計劃成功的話,他可以通過利用戴派占壓倒多數的優勢在議會獲得通過的,沒必要再搞全民表決使自己面臨難堪的人民的公開拒絕。但是,將軍的生性使他不做它想。3月19日,他在一份公告裡說:他把公民投票當作「正交給法國人民來決定對他的信任不信任的問題」。他寧願在一個有聲有色的失敗之後立即辭職,而不願隨著時間的消逝平淡無奇地走下政治舞臺。他這種選擇充滿了英雄主義氣概,這正是他一生的特色。至少可以說,他是明知不可為,也有勇氣試一試。正如登山運動員在一座無法攀登的山峰面前失敗一樣,他在政治上的自殺也是悲壯的。

  25日,他就是懷著這種眼看著政治生命到頭了的悲壯情懷,依照慣例向全體法國人發出了他的最後一次激動的呼籲:「法國女同胞們,法國男同胞們,在決定法國今後的命運方面,你們每個人所做的決定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關係重大!」接著,他把預先寫好的辭職公告裝在密封的信封裡交給顧夫·德姆維爾。他要總理把它放在口袋裡裝兩天,只有在得到將軍的許可之後,在星期日晚上到星期一早晨的某時某刻公開發表。

  形勢急轉直下。投票的結果完全證實了《費加羅報》民意專家的預言:

  1090萬票贊成,1200萬票反對。百分比是:贊成票占47.58%,反對票占52.41%。晚上11點鐘,共和國總統府秘書長貝爾納·特裡科給在科龍貝的將軍打電話,問公告可否發表?將軍的回答是簡潔的兩個字:可以。

  午夜,全世界都確切地知道了這件預料中的事。將軍的最後正式聲明就像他的答覆一樣簡潔:

  我將停止執行共和國總統職務。這個決定自今日中午生效。1969年4月28日上午11時。

  將軍驕傲地永遠回到了他的平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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