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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在11月4日的一次對全國的講話中,他第一次使用了「阿爾及利亞共和國」一詞,是頗有特色地用在否定它本身存在的上下文當中的。他說:他不能接受叛亂領導人提出的「阿爾及利亞共和國政府」的要求,這樣的「共和國將來有一天會存在,但至今還從來沒有存在過」。這種暗示性的講話,使捲入阿爾及利亞事件中的各種力量進一步兩極分化。

  接著,按照既定戰略,戴高樂決定就是否賦予阿爾及利亞自決權一事進行阿爾及利亞和法國本土的全民表決。為最後的結局鋪平道路。1961年1月8日舉行的全民表決,清楚地表明瞭歷史的趨勢:本土76%、阿爾及利亞70%的選民贊成戴高樂的政策。

  這就把軍隊內部的反對勢力逼入了絕境,他們只能孤注一擲了。1961年4月22日,駐阿爾及爾的軍官們發動了一場武裝政變行動。軍官們逮捕了一些行政官員,佔領了主要公共建築物,並且發表了文告,聲稱:「凡直接參與策劃放棄阿爾及利亞和撒哈拉的任何個人,將被逮捕,並提交為審判危害國家安全罪而即將設立的軍事法庭……」

  這是對戴高樂權威的一次最大膽的挑戰。戴高樂不無傷心地注意到,在策劃和領導這場叛亂的五名上校和四名將軍中,領頭的竟是莫裡斯·夏爾!

  戴高樂決定運用他的個人權威來面對這次挑戰。為了使那些背叛的中級軍官們有機會悔改,他派遣新任內務部長和國防部總參謀長冒著生命危險,於反叛文告發表幾小時內到達阿爾及爾;同時,他行使憲法第16條賦予的特殊權力,切斷了通往阿爾及利亞的一切海上和空中的交通,並宣佈處於緊急狀態。

  接著,他讓官方宣佈,他將於4月23日晚8點發表電視演說。如同1960年1月那樣,戴高樂將身穿兩顆星的將軍服(雖然按軍銜來說比違抗他的人低)出現在屏幕上。他要以這樣的視覺形象來提醒人們記住軍事權威和軍人服從的傳統。

  23日晚,他如期露面,態度強硬地譴責了這次叛亂。他說:「這樣,國家受到愚弄,民族遭到藐視,我們政權不穩,我們的國際威望下降,我們在非洲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損害。這是誰造成的呢?唉!是那些應該以其職責、榮譽和智慧來服務和服從的人所造成的!我以法蘭西的名義命令,必須採取一切手段,我重複一遍——採取一切手段,布下天羅地網,直到把他們一網打盡。」

  與1960年1月那次一樣,戴高樂的個人魅力又發揮作用了。24日,叛方的勢頭開始減弱,軍心動搖了。25日,曾支持過夏爾的軍官們斷定,他們是搞錯了。下午,夏爾決定停止造反。第二天早上,他投降了。接著,另一位造反將軍澤勒也投降了。剩下的薩朗、儒奧兩位將軍以及秘密軍隊組織的幾位上校們一起轉入了地下。

  4月底,在阿爾及爾的內務部長和總參謀長宣佈,有200名軍官被捕,140名文官被停職,所有報紙被勒令停刊。5月底,軍事法庭開庭,夏爾和澤勒被判15年徒刑,並被剝奪軍銜和勳章 ,薩朗、儒奧和5名上校被缺席判處死刑。

  這是以戴高樂獲勝為結果的戴高樂與軍內反對勢力的第一次交鋒。這以後,秘密軍隊組織轉入地下,開始搞起消耗戰,為所欲為地製造痛苦和流血事件。他們聲稱,他們的戰略目的是:用使國家癱瘓的辦法驅逐戴高樂,保持法屬阿爾及利亞,從而避免它的領土淪入蘇聯共產主義者手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制訂了極其殘酷的工作方針:殺害「賣國賊」或僅為這個政權工作的人;破壞財產;迫害穆斯林,以便引發迫使軍隊出面鎮壓的群眾暴動;暗殺戴高樂將軍本人。

  至少四次暗殺將軍事件發生于1961年的9月和1962年的5月、6月和8月,但都失敗了。第一次是因為出了技術故障,中間兩次在佈置就緒之前敗露,最後一次則是出現了奇跡。1961年9月8日,謀殺者把裝有90磅可塑炸藥的煤氣桶,裡面還裝有丁烷和一個儲有汽油和肥皂片的罐頭盒子埋在從巴黎到科龍貝的公路旁的沙灘裡。晚上,當總統的汽車經過那裡時,突然被一片火網包圍了,但炸藥卻不知為何沒響。1962年8月22日,在將軍乘車前往庫布萊鎮軍用機場的路上,一夥人從路旁的一輛黃色旅行汽車裡向他的汽車開火。司機加速前進,但前行了100碼,又遇上另一夥人從一條橫街的一部藍色汽車裡開槍。謀殺者總共射擊了約150發子彈,其中14發擊中了戴高樂那輛特製的雪鐵龍汽車,有兩顆子彈擊中了輪胎,但沒有擊穿;另一顆子彈擊破了後窗,在離戴高樂頭部兩英寸的地方掠過,也沒有造成傷害。停車後,戴高樂看看周圍的人,感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僥倖。他不無幽默地咕噥道:

  好,我們誰都沒有中彈,那就讓戴高樂繼續走自己的道路,履行自己的職責吧!

  他心目中的職責之一,就是使法國擺脫殖民包袱,首先讓阿爾及利亞獨立。在他的努力之下,法國政府代表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從1961年5月20日起開始談判,談到第二年3月18日達成了停火以及通過全民表決決定實行自決之後「法阿」之間合作的協議。

  1962年7月1日,阿爾及利亞舉行全民表決,91.8%的選民參加了投票,99.7%的投票人贊成阿爾及利亞獨立。這表明,戴高樂這位巨人,終於以他特有的眼光和毅力,圓滿地完成了阿爾及利亞的非殖民化進程,完成了他順乎歷史潮流的一大壯舉。

  5.「開始實行我的宏大計劃」

  既然是世紀的巨人,就註定了他的內心是孤寂的,因為人的地位的梯級差距,法軍的將軍、上校們不可能像戴高樂一樣能從全球的高度通觀國際實力競爭格局,當然也就無法理解他被他的時代和地位賦予的「使法國重新具有偉大形象」的社會作用和個人理想。如果他們活到了80年代末,看到了西歐擺脫了「小夥伴」地位而與美國佬、小日本同為「世界三極」之一的社會現實,也許他們就會後悔30年前的所作所為了。當然這是「也許」。

  任何社會現實都是一定經濟實力的體現。當時西方各國之間的關係就是如此。二戰結束後,美國實力空前增強。西歐各國則嚴重削弱。1947年6月5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歐洲復興方案》,即著名的「馬歇爾計劃」,這個計劃共向西方各國提供了134億美元,其中80%是無償援助,從而從經濟上控制了西歐各國,也就決定了西歐各國在政治上是美國的小夥伴關係。

  戰前,西歐是世界政治中心。二戰使德意志一敗塗地,英法削弱;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又使這些國家的實力進一步削弱。美國則一步步取代英法兩大殖民帝國,實現了獨霸。美國取得霸主地位、西歐成為小夥伴的標誌,是1949年美國與西歐十國及加拿大簽署的北大西洋公約——西歐各國置身於美國軍事保護之下。

  毫無疑問,西歐各國誰也不會甘心于這種小夥伴地位。而要改變這種地位,就必須有經濟實力做基礎。就經濟實力而言,西歐任何一國都不足與美國抗衡。要想抗衡,只有聯合。正是由於這種共同要求,1957年3月25日,法國、西德、意大利、波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六國簽訂了《羅馬條約》,創建了歐洲經濟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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