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22)_學達書庫

二二

　　接著，蘇聯政府又來了個戲劇性的動作。它任命駐維希大使鮑戈莫洛夫為駐自由法國代表，突出表示出對自由法國的支持態度。為了回報，戴高樂派珀蒂將軍為他駐莫斯科的軍事代表，接著又派遣了一支訓練有素的戰鬥機中隊支持蘇聯。到1942年2月，他派原駐曼公使羅歇·加羅為自由法國駐莫斯科相當於大使的代表，不久又在倫敦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進行了長時間的晤談。

　　這樣，戴高樂成功地打破了自己在外交上的孤立處境，迫使羅斯福不得不稍微改變一點看法。當然，6月初蓋尼將軍在比爾哈亥依木地區的輝煌戰績也大大提高了自由法國戰士的聲譽，至少部分地抵消了達喀爾失敗的陰影，表明了自由法國戰士是能夠為共同的事業英勇奮戰乃至獻身的。

　　但這仍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當時能從實質上對戴高樂給以支持的最終只有美國。而同美國的關係，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戴高樂和羅斯福兩位領袖的個人關係。然而，他們的個人關係，由於出身、性格和經歷的不同，想不疏遠都似乎不可能。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米爾頓·維奧斯特在他的《敵對的同盟國》一書中分析了羅斯福和戴高樂這兩位政治活動家的性格，認為他們當中只要有一個人不過分以自我為中心，彼此就可能達成諒解。「二人中的強者羅斯福即使對戴高樂表現出一定的關心和親切相待，也毫無損失。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把戴高樂看成一個利己主義者，心胸狹窄的人和沙文主義分子，認為戴高樂的惟一願望是奪取並保持絕對權利。羅斯福不願把為了保衛國家主權和尊嚴而準備冒任何風險的戴高樂視為捍衛法蘭西榮譽的勇士。在戴高樂的眼中，羅斯福則是一個倨傲的人，有著大國優越感，希望由他扮演上帝角色，主宰法國命運。戴高樂同樣也看不到羅斯福身上的軍人和理想主義者氣質。二人誰也不能正確看待對方，這就進一步加劇了由於政治分歧而造成的困難。」

　　他們周圍的人也沒有起到和解或疏通的作用。可以說，戴高樂在美國的死對頭都是接近或者能夠影響羅斯福總統的人。羅斯福在從這些人身上獲得的情報中得出結論：戴高樂只被國外流亡的極少數法國人承認，在倫敦指揮著一支很小的部隊，武器、經費全靠英國。此外，羅斯福認為戴高樂性情高傲，難以相處，不斷挑起糾紛，妨礙了美國對維希的立場。更糟糕的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衝突中，美國的新聞界大多站在戴高樂一邊反對自己的總統，也使羅斯福感到很惱火！

　　為了消除一些外界的誤會，說明自由法國的立場，1942年4月1日，戴高樂發表了一篇演說，全面闡述了他的對外政策，同時對羅斯福的「不公正」態度也旁敲側擊地進行了批評。在演說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戰鬥法國」這個名詞來稱呼他的「自由法國運動」（三個月後，他就正式宣佈「自由法國」更名為「戰鬥法國」）。他說：「不要認為戰鬥法國這個奇跡，只要一經形成就不要管她了……整個問題的基礎是：只有在盟國願意和戰鬥法國站在一起的條件下，戰鬥法國才願意和盟國站在一起。」在談到美國政府仍和維希發生關係並和它的代理領事進行秘密交易的時候，戴高樂嚴正指出：「對於民主國家來說，依靠那些破壞法國自由和想按照法西斯主義的模型或臉譜來改造法國的人，就是在政治上引用了為了怕雨淋而投入大海的可憐的傻瓜原則。當前整個法國問題是一個革命問題，不承認這一點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這是被她的統治階級和特權階級出賣了的法國，開始要完成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如果自封的現實主義，在一次又一次的慕尼黑會議中，已經把自由引向深淵的邊緣，而現在又繼續壓制熱情，不肯改弦更張，那將是不能容忍的！」最後，戴高樂以頂天立地的氣派斬釘截鐵地宣稱：「地位已經確定了，自由法國無論在公眾的感情上或在法律的認可上，都成功地被認為不僅是法國的武裝保衛者，而且是她的利益的監護人。這個結果是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得到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這次演說對端正國際視聽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丘吉爾這位自小就熱愛法國的天然盟友也做了大量工作，竭力勸說羅斯福總統緩和他對這位自由法國領袖的態度。經過了近兩年的曲折的瞭解和嚴肅的對話之後，戴高樂與羅斯福的關係有了改善。5月21日，美國新任駐英大使約翰·懷南特在倫敦同戴高樂會晤，恭聽他對開闢第二戰場的見解。10天后他們又舉行了一次會談，英國國務大臣艾登也出席了。戴高樂滿意地發現，看來美國國務院的科德爾·赫爾和薩姆納·威爾斯已開始意識到他們對自由法國的態度是不現實的了。6月29日，英國外交大臣告訴將軍：美國政府正在考慮改變他對法蘭西全國委員會的政策。次日，美駐英大使懷南特與戴高樂共進晚餐，衷心地表達了對將軍的同情，並答應在美國盡力宣傳將軍的人格。

　　7月9日，美國政府正式發表了一個公報，給予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運動以某種承認。公報的全文在發表前曾送交戴高樂，徵求他的意見。斯塔克海軍上將和博爾特將軍被指派為美國政府的代表，與在倫敦的法蘭西全國委員會協商有關指揮戰爭的一切問題。美國方面承認戴高樂將軍的貢獻和全國委員會為維持法國的傳統精神和制度所作出的努力，全國委員會作為法國抗擊軸心國的法國各種抵抗力量的象徵，將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公報同時表明，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一致認為——它確信法蘭西全國委員會也會認為——法國的政治前途只能在自由和沒有強迫的條件下決定。

　　這是法美關係上的一次重大進步。同時，由於珍珠港事件後日本進攻的壓力，美國同自由法國的軍事合作也比以前有所加強。法國在太平洋上的領地：新喀裡多尼亞群島、馬貴斯群島、吐摩圖群島、社會群島等，都變成了盟國的戰略據點。戴高樂決定，在軍事上儘量先滿足美英的要求，惟一的條件是對方必須尊重法國的主權和在當地的權力。美國承認了這個條件，聲明「尊重太平洋上所有法國島嶼的主權，美國在各島上建立的基地和設備將留下來作為法國的財產，如果戰後美國基地仍舊保持，則法國有與美國共管的權力」。而在行動上，美國人也開始採取了較為明智的態度。

　　美英參謀長想加強法屬新喀裡多尼亞群島的防禦，美國國務卿赫爾先打電報請示戴高樂，謙和地表示「希望法國高級專員過去所給予的友好的協助和合作，在將來仍繼續下去」。3月6日，法蘭西民族委員會被邀請派代表出席在倫敦設立的「太平洋戰爭委員會」，同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以及美國的代表一起交換情報和作戰問題。這樣，戰爭迫使美國和自由法國的關係日趨接近，雙方在太平洋戰區的合作也日益加強。自由法國——戰鬥法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也就日益加強和鞏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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