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傳(78)_學達書庫

七八

　　但是論戰並未就此停止。奧溫和亞格西繼續在報刊上攻擊這一理論。看來，他們的論據並不是特別有力的。例如，亞格西堅持說地質證據是完善的，他否認變異。他採取了詭辯的態度。他以諷刺的口氣問道：「如果物種不存在，它們如何能夠發生變異？」好象達爾文懷疑過物種存在的暫時性似的。他甚至達到了曾經否認拉丁文、希臘文和梵文是來自一個共同的起源的地步。他認為這些語言中的每一種都是獨立發展起來的。眾所周知，達爾文通過對各個特性差異的積累把新的變種的起源和新的方言的逐步形成作了比較。

　　愛沙·葛雷繼續須強地進行鬥爭。他證明說，對《物種起源》進行了神學方面的攻擊是出於誤會，因為達爾文的理論似乎和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一樣，也很少涉及較深刻的宗教觀念（我們曾經指出過，愛沙·葛雷本人的宗教觀念是很深的。）他就這一題目一連寫了三篇文章，登在《大西洋日刊》上，總標題是：《自然選擇與自然神學並非水火不相容》。

　　達爾文再次向愛沙·葛雷表達了自己的欽佩心情。不過他的讚揚聽起來有點語意雙關：「您舉的許多比喻無比的好。在前一封信中，我曾說您是一個律師，那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現在我要您確信您是一個詩人。不，我向丘比德發誓，我要告訴您，您是由律師、詩人、博物學家和神學家雜交而生的一個混合種！您曾經看到過這樣一個奇人嗎？」

　　用「神學家」來諷刺愛沙·葛雷，是因為他竟然巧妙地把神學的東西塞進了達爾文的理論。達爾文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給愛沙·葛雷的信中指出，他認為愛沙·葛雷滑得太遠了，竟認為「變異是沿著某些有利的方向進行的」。達爾文本人反對這種看法。「我不能把每一個別的事物都看成是『設計』的產物」。難道愛沙·葛雷真認為「扇尾鴿的尾在羽毛的數目上和生長方向上發生變異（意思是，上帝引起的變異），是為了滿足少數人的愛好嗎？」

　　達爾文在過後不久所寫的幾封信中不止一次地談到這個分歧。他認為「神關心人的愚蠢的業餘愛好」的想法是古怪的。一八六一年六月五日，他寫信給愛沙·葛雷說：「我的意見同您的意見更加不同了。據我看，這並不是被設計的變異使得我所崇拜的神即『自然選擇』成為多餘的東西，相反，是我最近研究了家養下的變異之後，我看到大量未被設計的變異正準備著進行自然選擇，以便使每種生物都能適應環境。」在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的信中，他說得更明確了：「如果我看到了一個天使從天上下來勸我們與人為善，同時我相信別人也看到了他，因而證明我並沒有發瘋，那麼我就會相信『設計』的說法。如果我能夠確信，生命和精神以一種未知的形式表現了另一種『不可權衡的力量』的功能，那麼我就會相信設計的說法。如果人是銅或鐵造成的，而且同曾經存在過的其它有機體沒有任何關係，那麼我或者可以相信設計的說法……」，等等。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給愛沙·葛雷的信中，達爾文把愛沙·葛雷所謂的「內在意識」叫做「一個不準確的指導者」。他寫道：「我不能夠同意，說男人的痕跡乳房也是經過設計的。」

　　達爾文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因此後來他在一八六〇年開始寫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一書的末尾反對自己的老戰友，並聲明他不同意愛沙·葛雷的看法，即每一種變異都是上帝預先決定的，並且是沿著一定的路線進行的，「就象人們為灌溉而沿著一定的方向排出的水流一樣。」

　　正是這種誠實態度使他在這本書中又提到了他對人類起源的觀點，雖然當時他對這一問題還沒有收集到足夠的材料。

　　一八六〇年一月，他寫信給劍橋的一位老朋友詹甯斯牧師說：「關於人類，我很不願意把自己的信念強加於人；但我認為完全隱瞞我的意見是不誠實的。當然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相信人類是由於一個特殊的奇跡而出現的，但我自己既沒有看出它的必要性，也沒有看出它的可能性。」

　　同時赫胥黎竭力想實現自己的打算，即駁斥奧溫關於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思想。早在一八五七年，奧溫就提出了一種哺乳動物新的分類法，在這一分類法中，他把人跟所有其它的哺乳動物加以對比，把人區分出來，列入特殊的一個「哺乳類」的亞綱中。在這一點上，奧溫依據的是人腦結構的幾個特點（他認為只有人才具有這些特點），即依據下面三個存在：一、大腦半球中從上面蓋住小腦的「第三部分」；二、側腦室後角；三、所謂的小海馬，即每一個腦半球的後葉室裡的腦壁特別內陷。

　　赫胥黎對奧溫提出了異議，他證明上述這些腦的特點不僅人有，而且類人猿也有。辯論持續了兩年左右，直到一八六七年在劍橋召開的「英國科學協會」的一次代表大會上才結束。會上弗洛烏耶爾教授展示出解剖標本，證明高等無尾猿同人一樣，也有人腦的那些特徵。奧溫的分類法實在荒唐，他把哺乳動物分為三個亞綱：哺乳類亞綱，他把人算作這一類；大量的其他哺乳動物，除了鴨嘴獸，都屬這一類；對鴨嘴獸他又提出了另一個概念。因此達爾文以諷刺的口吻指出：「我不能同意人區別於黑猩猩就象鴨嘴獸區別于馬這種看法。那樣的話，關於黑猩猩又會怎麼說呢？」

　　一八六〇年一月三日出版的《物種起源》第二版（印數三千冊）也很快就銷售一空。達爾文在愛沙·葛雷的幫助下開始準備另出一個「美國版（印數二千五百冊）。他打算為美國版寫一個歷史性的序言，並想在序言裡提到自己的那些先輩進化論者。促使達爾文這樣作的是如下一種情況，即現在，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進化論和選擇原理時，突然卻出現了許多人，他們都妄想以首先發現這種理論和原理而自居。一八六〇年四月，馬太在一家園藝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簡訊，說他早在一八三一年就已經發表了二十年以後的今天達爾文先生想證明的一切。人們還向達爾文提出，法國植物學家諾丹在一八五二年時曾發表了一部書名為《關於物種的起源》的著作，其中也提出了選擇的原理，人們曾運用這一原理來培植栽培作物的種子。

　　最後，賴爾告訴達爾文說，德國人夏福浩森於一八五三年發表在德國一個省的協會雜誌上的《關於物種的不變性和可變性》一文引起了他的注意，這篇論文發展了地球上的物種是由過去存在的物種變來的這一思想，還提到了中間類型的絕滅問題。所有這些作者達爾文決定在自己的序言中都要提到。例如，達爾文在提到馬太的《論造船業和育樹》這部著作時說，它是一部「作者清楚地看到了自然選擇原理的意義」的著作。達爾文接著說：「不幸，馬太先生對於這一觀點的敘述非常簡略，只是以片斷的意見發表在闡述完全是另一個問題的一個著作的補遺中，因此沒有為人們所注意。」當然，由於達爾文是一位規規矩矩的人，因此他才想在先驅者的名單中提到這些競爭者。但由於同他指出的那些人中一些人「在觀點上的小小分歧」極端重要，所以顯然不可能認真對待他們的主張。

　　總之，《物種起源》的出版是自然科學史上一個最重大的事件，因為它成了十九世紀絕大多數有學問的人改造世界觀的開端。和其他任何改造一樣，世界觀的改造不能不經過殘酷的鬥爭：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應該把一個基本的主要的戰士——《物種起源》一書本身放在首位，這本書緊接著一版再版，並很快被翻譯成幾種最主要的文字。這本書的性質，它的格調和結構以及作者非常誠懇的態度（預先提出理論中的一切難點，並盡可能客觀地加以分析）——這一切都極大地幫助了這一鬥爭，使之取得勝利。這本書首先為自己爭取了朋友，造就了象虎克、愛沙·葛雷、而特別是赫胥黎這樣一些理論信徒，他們積極地參加了捍衛達爾文主義的鬥爭。這一鬥爭很快開展起來，並把廣大的博物學者卷了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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