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乞丐到元首(229)

二二九

　　在希姆萊的監督下，到1943年秋，屠殺中心的工作效率達到了最高峰。在奧斯維辛，那些被挑選出來處死的人們，竟列隊從吹吹打打的管弦樂隊前走過，而這個樂隊是由犯人們組成的，由猶太小提琴手阿爾瑪·羅塞指揮。然而，特萊勃林卡的情況卻全然不同。處死前，被囚的猶太人通常都知道自己即將去死，因受刺激，常常大喊大叫或大笑，惱怒的看守便用鞭子抽打他們；在獄卒替母親們剃光頭時，嬰兒常礙手礙腳，便被抓來拋到牆上摔死。犯人若有絲毫反抗，看守們和模範囚犯便用鞭子將全身一絲不掛的受害者驅上開往毒氣室的卡車。

　　行刑隊員的腦中從未閃現過拒絕執行屠殺令的念頭。「我只能說『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霍斯後來供認說，「我從未想到過自己要負什麼責任。你知道，在德國，人人都明白，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錯，只有發號施令的人才能負責。」

　　行刑隊員們也從不問一聲這些猶太人是否該死。「你們難道不明白嗎，我們這些党衛軍士兵是不能思考這些事情的；我們連想都沒想過……我們受的是服從命令的訓練，根本不動腦筋；我們誰都不會想到不執行命令。反正，我要不幹別人也會幹。」另外，參加滅絕行動的所有人都受過嚴酷的訓練。「如果有令，他會開槍射殺自己的兄弟。命令是高於一切的。」（斯坦利·米爾格萊姆在美國做過多次試驗，證明盲從並非只限德國人才有。在試驗中，米爾格萊姆發現，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試驗者拒絕做給別人帶來痛苦的事。大部分人只盲從權威的聲音。1960年做的這些試驗的結果在越南戰場上，在某種程度上也在水門事件中，得到了證實。

　　上述情形，在米爾格萊姆的《對權力之服從》一書中已有所闡述。）有些行刑隊員還很欣賞自己的工作，但這些人都是虐待狂，是冒著遭上司懲罰的危險這樣幹的。多年前，希姆萊就禁止党衛軍的任何人單獨對猶太人採取行動。「党衛軍的指揮官必須堅強，但不是冷酷無情」，他指示特種行動隊隊長說：「在你工作中，如果你發現某個指揮官越權，或其自我約束力已有含糊的跡象，你要立刻干預。」不久前，他曾就未經批准便槍殺猶太人事件向党衛軍法律部發出了類似的指示。「如動機系出於自私、虐待或性愛，應根據情況，分別按謀殺罪或殺人罪量刑。」這毫無疑問，便是他授權摩根將布痕瓦爾德的指揮官拿來受審的原因。

　　將手下的人訓練得堅強卻又不冷酷，這確是希姆萊的一件難辦之事。為達此目的，希姆萊打出「忠貞即榮譽」的口號，試圖把党衛軍變成武士。因此，他不但向党衛軍灌輸種族優越感，還灌輸忠君愛國，同志情誼，忠於職守，忠誠忠實，勤奮努力，以及武士情操等各種道德觀念。他的党衛軍是党的「精華」，德國人民的「精華」，因而也是全世界的「精華」。在建立起了向党衛軍灌輸他的理想的組織體系後，他希望能培養一代新人，「比迄今世界上見到過的要優良得多、寶貴得多」的新人。他親自向党衛軍演講，告誡他們要有禮貌、要有教養。「無論請客夜宴，或是組織遊行，只要有客人在場，我就要求你們注意，那怕是最小的小節，因為我要使党衛軍成為講禮貌的典範，讓他們對全體德國同胞都彬彬有禮。」党衛軍也應成為整齊清潔的模範。「我不想看見哪一件白襯衣上有一個那怕是最小的污點。」再者，喝酒時應像紳士，不准暴飲，「否則，我就讓人送一支手槍給你，叫你結果了事」。

　　事實上，不管他們的任務何等兇殘，他們都應該是紳士。1943年10月4日，希姆萊正是懷著這種想法將党衛軍的將領召至波森的。這次召見的基本目的是要擴大對滅絕猶太人一事之知情人範圍。摩根不久前披露的情況，以及關於集中營乏恐怖的謠言源源不斷傳來，使元首的最忠誠的追隨者也產生恐懼和感情上的突變。現在，既然秘密已經洩露，希特勒便決定把党和軍方人士也牽扯進「最終解決」。這樣，從效果上看，把他們變成同謀後，他便可迫使他們打下去，一直打到底。戰爭可能已經失敗了；這卻能給他時間去實現他的主要目標。從最壞打算，他也可帶著幾百萬猶太人與他一起死亡。

　　向党衛軍發表的講話，是希姆萊爾後發表的一系列講話的首篇。通過這些講話，希姆萊將許多文職領導人和陸軍軍官卷了進來。在某種意義上，首篇演講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必須說服党衛軍：完成這一令人討厭的任務與執行他們的組織的最高原則是不矛盾的。他說，有件極嚴肅的事情他想跟他們談談。「在我們內部，我要開誠佈公地提一提，但我們永遠不會公開講它。」他顯得有點遲疑，但最終還是開了口：「我是說猶太人撤退的問題，也就是消滅猶太種族的問題。這件事說來很容易——『猶太種族正在被消滅』，有個黨員說，這很明顯，我們的綱領裡寫著——消滅猶太人，我們正在這樣做，將他們滅絕。」

　　儘管摩根和庫特·格斯坦提出了不受歡迎的懷疑，在喊了多年動聽的言詞和口號後，這些不加掩飾的語言，著實令人震驚。更令人震驚的還是希姆萊對那些利用「最終解決」一直在牟利的人們的譴責。「有些党衛軍成員——人數雖然不多——不負眾望，他們死有餘辜。我們有這個道義權利，有我們的人民的職責，去消滅這個種族——當他們要消滅我們的時候。但是，我們無權去發財，哪怕只是一件皮大衣、一隻手錶、一個馬克、或一支香煙或別的東西。因為我們消滅一個病菌後，並不想最終自己受到感染或死於這種病菌。我不允許在這裡出現腐敗現象並讓它站穩腳根，哪裡出現腐敗現象，就在哪裡追究。然而，我們最終卻可以說，我們完成了這項最困難的任務，得到了我們的人民的愛戴。而我們的精神，我們的靈魂，我們的性格等，都未因此遭到它的傷害。」

　　兩天后，希姆萊又向一群帝國長官和地方長官發表了同一精神的講話。「『猶太人一定要被消滅』，這句話，只短短幾個字，是很容易出口的。但是，這句話要求執行它的人要做到的，卻是最困難、最難辦到的。」聽眾很清楚，他們即將聽到的正是多少個月來充耳不想聞的東西。「我要說的只限這個範圍的人聽，且只准聽，永遠不准議論。當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對婦女和兒童該怎麼辦』時，我在這裡也決定採取一個明確的解決辦法。我覺得，我沒有理由一方面消滅猶太人，就是說，殺猶太人或讓他們被殺，另方面又讓他們的孩子們長大後找我們的兒子、孫子報仇雪恨。必須作出一項強硬的決定——這個民族必須從地球上消失。」

　　他說，這是党衛軍有史以來要承擔的最繁重的任務。「執行此任務——我可以這樣說——我們的人，我們的領導者，無論在精神上或靈魂深處，都未受到哪怕是最小的損傷。即使進行了集體屠殺，他們仍是武士。」廳內鴉雀無聲。尼爾杜爾·馮·希拉赫回憶道：「談到如何屠殺男女老幼時，他非常冷漠無情，就像商人談他的貨藉以對比一樣。在演講過程中，他沒有一星半點兒感情，其內心也完全一樣。」

　　在講完執行這項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務碰到的各種困難後，希姆萊便結束了這個話題。」現在，你們都知道真情了，大家必須保密，不可對別人講。也許，在過了很長時間後，我們會考慮是否把這件事告訴德國人民。但是，為了替我們的人民承擔責任（為這個主意和行動負責），我們還是把這個秘密帶進墳墓為好。」他與布魯特斯一樣，強迫他的同事的手伸進愷撒的血泊。（布魯特斯，古羅馬共和派首領，暗殺愷撒團成員——譯注）「最終解決」已不再是希特勒和希姆萊兩人的負擔，而是他們的擔子了——這副擔子他們只好悶著頭挑。

　　鮑曼宣佈散會後，請大家到隔離大廳用午餐。吃飯時，希拉赫和其他長官們都無言地避免視線相觸。大多數人都已猜到，希姆萊之所以向他們洩露真情，目的是要把他們變成同謀。當晚，他們大喝特喝，喝得許多人都要別人扶著才能上火車——開往「狼穴」的火車。在希姆萊講話前曾向同一聽眾演講的艾伯特·施佩爾，對這一醉酒的場面很是反感。次日，他竟敦促希特勒向這些党的領導人就自我克制問題進行訓話。（時至今日，施佩爾仍聲稱他對「最終解決」一無所知。有些學者指責他，說他參加了希姆萊的講演會，因為在開會過程中，希姆萊的話有些是專為他講的。施佩爾堅持說，他一講完話便立即去了拉斯登堡。米爾契陸軍元帥證實了這點。就算施佩爾不在場，人們也很難相信他會對滅絕營一無所知。從希姆萊的講稿中，人們看得很清楚，他以為自己是直接向施佩爾講話——並認為，他是高級同謀之一。）

　　§（4）

　　希特勒之「新秩序」的受害者並不限於猶太人。數以百萬計的其他人，尤其是在佔領區，被槍殺、毒死或打死。不久前，當他前往「狼穴」時，彼得·克萊施特曾向元首本人遞交了一份冗長的備忘錄，反對這一政策。「關於俄國佔領區內的情況，你給我描述得很可怕」，希特勒在讀後說。「用向民族主義政客所提的野心勃勃的要求讓步的辦法，去改善那裡的條件的設想，這難道不是幻想嗎？這些民族主義分子只會認為我們軟弱，他們的野心就會驅使他們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克萊施特大膽地開口了。他解釋說，他的意思並不是向他們的要求讓步，而是創造使東方人民選擇德國而不是蘇聯的條件。他繼續往下說時，希特勒若有所思地聽著，雙眼看著地板。這就給了克萊施特一個難得有的機會去隨意觀察他的臉。」他的表情常常分成許多不同的單位，好像是由許多單獨的成分組成的似的，而這些成分又組不成一個真正的統一體。這給我的印象很深。」

　　希特勒終於打斷了他們的話。他一點兒也不生氣，而是非常冷靜。他邊說邊沉思，好像是自言自語：「我不能走回頭路了。」說著，他兩眼注視著空中。「我的態度若有改變，人們便會將它誤解為讓步，因為軍事形勢就是這個樣子。它會引起山崩。」他雖然也答應，一旦在軍事上獲得了主動權，他會考慮採取較溫和的措施，但克萊施特覺得，這只是說得好聽而已。這種人的心怎麼變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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