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乞丐到元首(129)

一二九

　　就是這種緊急情況，促使希特勒於1936年中夏提出了上面提到的實行戰時經濟的計劃。他之解決燃料油庫危機的答案，多年後，在美國被採用了——自給自足。他自然深知，在德國現存的版圖內，是無法生產足夠的原料以達到完全的自足。他仍堅持應盡力而為。他堅持說，只要德國向東擴展，絕對自足是可能達到的。他置沙希特之意見予不顧，要求提高合成橡膠、鐵礦砂、油脂、紡織品和輕五金產品的產量，並要求在一年半內解決燃料危機。

　　專家們一再警告，若執行這一計劃，生產成本將昂貴異常。他將此當作耳邊風。對他之生產武器而不是增加原料生產的主張，工業界怨聲四起，但他充耳不聞。相反，他用國家將進行干預對大企業進行反擊——假如他們敢於不參與為實現自足而進行鬥爭的話。他宣佈，「財政與經濟，以及所有理論，都是為人民之自立之鬥爭服務的。」對希特勒而言，這不過是個意志力的問題。他要求實行「可與軍事和政治動員相比」的經濟動員。只要陸軍在四年內可供作戰，如何將經濟動員起來，這他是不管的。

　　這就是他1936年在紐倫堡大會上宣佈的四年計劃。大會結束後一月，他挑選了戈林去主管這一計劃。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合作者人選中，只有一名是老黨員，所有高級職務均由願合作的政府官員、企業界代表和總參謀部的軍官擔任。這就意味著，除了只忠於自己和希特勒的戈林外，納粹黨已被排斥在為國民經濟生活制訂決策的範圍外。

　　在一起號召全國動員的演講中，戈林宣佈，工人和農民必須全力生產，發明家必須隨時任由國家支配，商人不能「考慮利潤，只能為建立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德國經濟著想。」他用一代人以後由一位美國總統會加以解釋的語言，請求德國全體民眾為國家服務。「我們每個人每天都要自問，自己能做些什麼，能夠為共同努力之成功貢獻些什麼。」

　　兩個月後，希特勒親自向一群工業界要員發出強烈呼籲，要他們信任戈林，支持他完成這項重要任務。他說：「戈林是此項工作的最佳人選，具有堅強的決心，是個具有鋼鐵意志的人物。」在同一次會議上，戈林對工業家們說，現在的問題不再是如何廉價生產，而是必須生產。外匯是如何掙得的，這他一點兒也不管。只有那些犯了法而又未獲成功的人才會受到起訴。

　　「我不得不譴責這些經濟上的胡作非為」，沙希特寫道，「同時反對這種不負責任的、對法律儘量公開地進行肆意嘲弄的行徑。」在他60歲生日那天，他在一起演說中，是這樣講的。他也批判了戈林之唯一重要者是生產之說。假如我在某塊土地上播種一百磅，收成只有一百磅之四分之三，那末，在經濟上，這是難以想像的胡鬧。」這是一位失寵官員的戰爭宣言。不到數月，沙希特被迫辭去經濟部長的職務。這便使戈林得以胡作非為，竭力貫徹元首將國民經濟變成為重新武裝——和為戰爭服務的徹頭徹尾的工具的計劃。

　　假如希特勒死於1937年，即他上臺四周年之際——儘管碰上嚴重的經濟大危機——毫無疑問。他將被作為一個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寫進德國史冊。在全歐，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傑爾杜魯德·斯坦因（他覺得羅斯福令人生厭）認為，希特勒應得諾貝爾和平獎。喬治·蕭伯納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為希特勒和其他獨裁者辯護。他發表的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演講，令他的「費邊學社」（系一主張以和平和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之學術團體，1884年創立於英國——譯注）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戰士的激烈反對，言辭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湧來。另一名直言不諱的追隨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險家斯文·海汀。他寫道，希特勒具有為正義而鬥爭的不屈不撓的熱情、遠大的政治目光、準確無誤的卓識遠見，「他真正關心他的同胞們的福利」。海汀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猶太血統，且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為希特勒的反猶主義辯護，另方面又反對其嚴厲的措施。他說，只要你公正地調查一下停戰以來猶太人的行徑，你就會明白德國人為何討厭猶太人。「哪裡通過了失敗主義和奴顏卑膝的政策，那裡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猶太人無疑。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先鋒肯定是猶太人。這是一條規律。」他對希特勒之成就的總結可說是出自戈培爾的手筆，「能在短短的四年內將他的人民從最底層提高到自我覺醒、自豪、守紀律而又有權力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類尊敬。」

　　希特勒不僅鼓舞了作為個人的外國人，而且還作出榜樣，在整個歐洲刺激了類似的運動的發生和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法西斯聯盟」，即所謂的黑衣黨。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党領導人奧斯瓦爾德·莫斯雷爵士與迪阿娜·密特福特舉行婚禮後舉辦的午餐招待會。在法國——在那裡，反猶主義長期以來就是民族主義、忠君主義，有時還是天主教主義的一個方面——查爾斯·莫拉斯領導的「法國行動會」也繁衍起來，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響頗大。此外，在法國還有弗朗斯瓦·德拉羅克上校領導的老牌極右分子組織「鐵十字架」，以至五六個諸如此類的組織。雖然實踐中的法西斯主義令這些非因循守舊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發表的言論和所取得的成就卻將他們動員了起來。他們反對自由國家，反對民主和議會政體。

　　在比利時，後來稱自己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裡昂·德格雷爾組織了「君王党」，作為反對共產主義的堡壘。「我們的運動」，多年後他評論說，「是長槍會性質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質的。」在他看來，君王主義是對時弊的一個反動；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義的運動；是反對混亂、無能、瀆職、動搖以及——這是最重要的——反布爾什維主義的戰鬥。

　　法西斯主義的影響波及了美國。在美「德美同盟會」，會員們公開穿起納粹制服：白襯衣、黑領帶、高筒靴和卍字章。

　　在中國，蔣介石秘密組織了被稱為「藍衣社」的精華小組。「現在，法西斯主義被認為是落後的」，許多年後，一會員說，「但在那時，它是振興中國的極先進的手段。」它的首要目標，很明顯，是要維護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義是瀕臨滅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藍衣社的刊物《社會新聞》在一章社論中寫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國……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鬥爭之精神外，別無他途，一如意大利與德國之所為。」

　　蔣介石也同樣滿腔熱情。「法西斯主義能否救中國？」他向一群藍衣社會員提出這個問題，並自己作了回答：「當然可以！法西斯主義系中國目前之亟需。」儘管在公開場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厭惡民主，卻督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則（「數十年來，吾人對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卻一無所得」）。「法西斯主義之要旨」，希特勒上臺八個月後，蔣介石告誡其党的頭目們說，「系對英明領袖之絕對信任。」除非對這樣一位領袖完全信賴，否則，民族之復興實無可能。「所以，毋需多言，領袖定是有革命精神之偉人，定能作全體黨員之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黨員當需犧牲一切，直接為領袖和党效力，此也即為社會、民族和革命效勞。從吾人參加此革命黨之日期，吾人已將自己之權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獻給此党及其領袖……為此，吾人才得以被謂為真正法西斯主義者。」

　　希特勒上臺後四年內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許多有同樣思想的人們。法西斯主義不僅吸引著心懷不滿或被剝奪公民權利的人們，而且也吸引著那些心懷好意、憂國憂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識界人士吸引過去——他們覺得，比諸資產階級之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更為新鮮。儘管各國法西斯主義之牌號不同，法西斯主義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內）都一致相信，勿論如何，民族之精神團結定能掃除萬難。他們相信，達此目標，任何方式均屬正義，無可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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