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乞丐到元首(120)

一二〇

　　雖然裡賓特洛甫的英語講得很好，但仍由施密特擔任翻譯。令施密特吃驚的是，他的上司竟立刻——且又是如此不講外交辭令！——把日程上最困難的問題提了出來。他不明白，是因為裡賓特洛甫缺乏外交經驗呢，還是對指示盲從。裡賓特洛甫之所為，除按日本武官的狡猾的建議行事外，其實是在執行希特勒多年來成功地使用過的令人驚慌失措的戰術。兩星期前的講話是胡蘿蔔，現在的是大棍。

　　施密特將裡賓特洛甫的話翻譯過去後，他發現，西蒙的臉紅了。他生硬地回答說，談判一開始便提出這樣的條件，這是很不平常的，對此，他當然無可奉告。他一邊說，一邊生硬地鞠了一躬，然後便離開了會場。場面一時尷尬起來。片刻後，羅伯特·克萊普爵士取代了西蒙的位置，代表英國表示堅決反對。但是頑強的裡賓特洛甫也毫不讓步。下午，他們再次會晤，但毫無進展。施密特覺得，會談肯定被破壞了。他已開始在想，飛回柏林時的天氣不知如何。但是使他奇怪的是，英國人竟提議次日上午再次會晤——這次會談是在具有歷史意義的海軍部會議室進行的。

　　這是一間大會議室，鑲著嵌板；室內放一張長桌，桌四周放著紅漆椅子。施密特對此友好之氣氛原就覺得奇怪，不料，當令人生畏的克萊普宣佈，英國準備接受馮·裡賓特洛甫先生的要求時，施密特的奇怪便上升為吃驚（「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6月6日，約翰爵士返回會議；他紅光滿面，好像啥事也沒發生過。這樣德方便大獲全勝。全面的協議友好地達成了，裡賓特洛甫之「相當難堪的態度」也不翼而飛，變得彬彬有禮了。英國不但同意德國擁有相當於英國艦隊之35%的噸位，而且還作出讓步，讓德國擁有45%的潛艇。裡賓特洛甫回到德國後，成了一名征服英雄。用談判方式取得了德國海軍的全部秘密目標，這便把希特勒從一個實力派變成了政治家。被一所謂盟國單方採取的行動（恰好又是在滑鐵盧紀念日那天採取的）搞得目瞪口呆的法國，向倫敦發了一份憤怒的照會。但英國的公眾輿論卻幾乎一致贊成（溫斯頓·丘吉爾除外，他譴責這一協定，說它破壞了英國的安全），連對希特勒採取敵視態度的政治家也支持這一協定。

　　可以預言，這份協議使威爾士親王滿心歡喜。在簽字那天，他對霍希大使說（在阿斯科特與王后一起進午餐時），在最近一起有爭議的講話中，他熱烈同意德國人與英國的老手們接觸，這「完全是他自己主動提出來的。」（他沒有提到的是，為此事他遭到國王一頓斥責：「親愛的孩子，我經常地告誡你，切不可與政治廝混，尤其是與外交有關的事務。你昨天發表的觀點，不管多麼敏感，據我所知，是與外交部的意見相反的。」爾後，若不與政府商量他不得再對有爭議的問題發表講話。父親的斥責，不管多麼令他不安，卻未能封住王子的口。他立刻又對另一有爭議問題發表講話，攻擊倫敦縣議會禁止在他們管轄範圍內各學校內的學生團使用武器，包括木槍在內）。威爾王子補充說，「眾所周知，政治家的特點是膽小怕事和猶豫不決。恰當時刻的直言，那怕超出了正常情況下理應保留的界限，比諸膽小和遲疑，能更快地奏效。」他的這番話被用電報傳回威廉大街，在那裡，對本來就言過其實的英國親德情緒又添枝加葉，加深了元首之理由不足的假設。即，此後英國的讓步不再會有限制了。

　　對倫敦條約，蘇聯的反應幾乎與法國的一樣強烈。它證實了這種懷疑；英國統治階級內的某些分子，包括繼位王子在內，正在幫助德國加強迫波羅的海之海軍力量以便向蘇聯發動進攻，在遠東則支持日本的野心。儘管憂心忡忡，蘇聯還是與希特勒簽訂了貿易協定。希特勒將對蘇貸款提高至2億馬克，並準備在10年內，將此數字增至5億。這並不是放棄其生存空間之夢想，而是在國際外交遊戲中另一著棋。這是因為，在與西方談和平、與東方做買賣的同時，德國的重新武裝則在盡可能秘密的情況下進行，其速度比大多數外國觀察家的估計要快得多。

　　§（4）

　　隨著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擴展，他的私生活也擴展了。在他周圍形成了兩個內層——一個是由像戈培爾、戈林、赫斯（及他們的夫人）等組成；另一個則更具有私人性：司機、秘書、僕人、及其他親近者。最內層包括一名建築師施佩爾，一名飛機駕駛員波爾。同時也包括一些較年輕的軍事副官，例如海軍中尉馮·普特卡默，陸軍代表尼古拉斯·馮·貝羅等水平不同的人們。有些是屬兩個圈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馬丁·鮑曼。此人早年就追隨赫斯，現在是赫斯駐柏林代表。由於這個緣故，波曼便有機會接近元首，為元首的日常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雖然他不為大多數德國人所知，不知疲倦的波曼卻與希特勒形影不離，把元首的片言隻語都記錄在袖口或筆記本裡。

　　希特勒本人則在這兩個圈子間來回穿梭，也在眾多的高級文武官員中出沒。他無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經地去完成高級辦公室的事務。他是個夜貓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幾分鐘才到辦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奧托·狄迪裡希收集的各報的主要內容瀏覽一遍，然後匆匆去進午餐。回來後，他便集中精力處理那些他感興趣的公務。而把令他厭煩的事務往後拖延至下班後處理。他常與施佩爾和傑斯勒討論柏林、慕尼黑和林嗣等城市重建工作，一討論就是幾小時，而他從興登堡手裡沿用下來的國務秘書漢斯·拉姆斯和奧托·梅斯納則在一旁不耐煩地等候著只有國家元首才能作出的決定。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關切。在作出重要決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難讓他坐下來看文件。「他認為」，魏德曼寫道，「許多事情，只要你不去惹它們，自然會辦好的。這點，他是很少錯的。問題僅僅是，這些事情應如何辦。在選擇來訪者方面，他也是狂妄不羈的。有些官員需要在客廳裡等上數天才能見他。但是，若某個舊日老友來訪，他便立刻叫他去進午餐，讓他在餐桌上把問題提出來。問題常常就在餐桌旁解決。」

　　希特勒的工作時間表本來就很不規律，但繁忙的國際事務常常又將它打得更亂。這樣，他便幾乎抽不開身去看他的情婦。阿道夫·希特勒的愛已變成愛娃·勃勞恩的整個生命，即使他曾明確向她表示，只要他還是帝國元首，他就無法與她結婚。「就我而言，結婚可能會成為我的災難」，7年後他對內層人士說，「夫婦之間，必然會有誤解的時候；當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認為自己有權得到的時間全部給她時，誤解便會產生。」女人只為自己的丈夫而活著，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樣。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隸，受責任左右。「我會享受不到婚後的快樂，只能看到被忽視的妻子的怒容，否則我就得對工作馬馬虎虎……婚姻之壞處在於它創造出權利。這樣，找個情婦比娶妻要好得多。這可減輕負擔，可將一切都建立在贈予的權利水平上。「當他發現他的兩名中年處女秘書約翰娜·烏爾夫和克裡斯達·施洛德，把臉孔耷拉下來時，他連忙改口說：「我剛才說的當然只適用於較高級的人物！」

　　愛娃原是悶悶不樂，但難得前來的情人那怕只來一次，也能暫時減輕她的痛苦。「昨天，沒想到他來了」，她在2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晚上過得很愉快……他如此愛我，真令我幸福無窮。希望永遠如此。」兩星期後她又寫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沒法給他寫信。這本日記不得不成為我難言苦衷的貯藏所。」他星期六來了，但與她度過「幾小時美妙的時刻」後，他又走了，沒說何時再來。「我如坐針氈，覺得他時刻都可能前來。」

　　一星期後，她又寫了日記，但寫得雜亂無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寫的，或是有極大的感情壓力：

　　「八天沒聽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為什麼我身上就不發生點兒事情，為什麼我要忍受這些。真希望不曾見過他才好呢。我絕望了。現在，我要買安眠藥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這麼多了……他為什麼要這樣折磨我，不把這筆風月債一筆勾銷。」

　　幾天後，她又為他找藉口：他的「政治事務太多」。但當他請她到「四季旅館」去，她的「耐心等待」的決心便煙消雲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3個小時，卻連一句話也不能說。分別時，與先前一樣，他遞給我一個裝著錢的信封。他要能在裡邊寫上一句問候語或一兩個好聽的字眼，那該多美呀，它會使我高興的。但這些事兒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當聽到閒言閒語說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個外號叫瓦爾庫莉的女人時，她的孤獨便成了極度的嫉妒。

　　「……我覺得，他不告訴我，這是不公平的。他應該瞭解我，如果他突然發現自己的心已屬別人時，我是不會礙手礙腳的。」

　　5月底，在絕望之餘，她給他寫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後便在日記中寫道：

　　「……如果到今晚10時還得不到答覆，我就吞25粒藥丸，輕輕地睡到另一個世界去。

　　「3個月不給我寫一句安慰的話，難道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偉大的愛情嗎？

　　「就算這些日子來他腦子裡裝滿了政治問題，總能找到一點時間輕鬆一下吧！去年怎樣呢？羅姆和意大利不也給他許多事做嗎？但他還有時間給我……

　　「恐怕後邊還有點兒別的什麼。

　　「不應我負責。當然不。

　　「也許是另外一個女人——但不是瓦爾庫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過，還有許多別的姑娘呀。

　　「還有什麼別的理由呢？找不到。」

　　幾小時後，她在日記中最後寫了哀憐的幾行：

　　「親愛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幫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絕望得可怕。也許我的信到得不是時候。也許我壓根兒就不該寫。

　　「不管怎樣，與其要這樣捉摸不定，還不如立刻死了好。

　　「親愛的上帝，幫助我吧！讓我今天能與他說話吧！明天就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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