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乞丐到元首(84)

八四

　　儘管私事如此煩惱，希特勒1931年的預兆是好的。他一夜之間成了一本暢銷書的作者。自出版以來，《我的奮鬥》年銷量不過6，000餘本，到了前一年，銷量猛增至54，086本。這給他帶來一筆可觀的收入，而且似乎未有盡期。另外，黨的新總部「褐色大廈」又于新年的第一天開放。這座用特種捐款、希特勒集會的收入、贈款及黨費購買和裝修的大廈，代表了納粹党的實體和義務。希特勒、赫斯、戈培爾，斯特拉塞爾和党衛軍的辦公室設在二樓。元首的辦公室很寬敞，紅棕色，相當漂亮。窗戶通至天花板，俯瞰科尼希廣場。辦公室內有一墨索里尼的半身大塑像，牆上掛著許多畫，其中之一是腓特烈大帝，另一幅是元首所在的兵團首次進攻弗蘭德時的情景。「希特勒不常在辦公室」，弗蘭克回憶說。他的工作方法是毫無系統的。他可能「像一陣風似的進來」，但還沒有坐下，「又像一陣風似的出去了」。若被堵在辦公室裡，他會倉促地把事辦完，然後便會「來上一小時的長篇大論」。

　　他喜歡在樓下的小餐室的角落裡消磨他的時間。那裡有張「元首」台，上邊掛著一幅狄特裡希·埃卡特的照片。不久這也乏味了。在「褐色大廈」裡坐辦公室的生活對他是不適合的。他的欲望是動，是為自己和為黨取得人民的支持，或與在政治上或經濟上支持他的人們進行高級談話。1931年希特勒所面臨的問題確實是艱巨的。這些問題大都是由於黨的隊伍迅速擴大所致。黨的發展，使党的官僚機構的每個部門也膨脹起來。其結果是，各部門互相摩擦，互相妒嫉。

　　最頭痛的是党衛軍，因為許多党衛軍的成員對希特勒要守法之說不以為然。他們常將暴力傳統引為自豪，不明白為什麼要對慕尼黑的文官俯首貼耳。這些人都是理想主義者，許多人心裡想的是社會主義，與他們的共產黨對手一樣，具有革命熱情——這正是使元首難堪的。從一開始，他便與衝鋒隊的領導人意見不和；前者要把衝鋒隊變成党的一支武裝力量，而他卻堅持己見，認為它的主要任務是保護群眾集會，以及宣傳政治忠誠。首先鬧彆扭的是羅姆上尉。他因為與希特勒意見不和，自願流放到南美去了；後來是普腓弗·薩洛門——他也提出要加強衝鋒隊的要求，因得不到滿足，不久也洗手不幹了。

　　領導之間的不和使下邊的士兵也產生不和。不久前，柏林的褐衫黨徒造反，理由是，他們挨餓，工作負擔過重，在與警察和赤色分子的毆鬥中，常常受傷或被逮捕。他們不願只為黨的集會站崗放哨，在他們的7條要求中，包括增加經費的合理要求，被戈培爾否決後，這一支部隊氣得發瘋，襲擊了由衝鋒隊把守的地方黨部。希特勒親自出面干預後，叛亂才告平息。在武裝的衝鋒隊員陪同下，他視察了党衛軍的各個開會據點，號召大家和解。他像一位病人和一位容忍的父親那樣，又是懇求，又是許諾，又是斥責。他很少談到褐衫黨徒的7項要求，只把它當作個人問題處理，號召人們忠誠於他。然後他便宣佈，他自己是党衛軍的總指揮。這一宣佈博得了党衛軍的高聲喝彩，同時也象徵著這次短暫的叛亂業已結束，希特勒可以回到競選上去了。

　　他答應領導党衛軍，但這卻是一張空頭支票。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承擔這一職務。時至1931年初，党衛軍仍缺乏有效的領導。1月4日，党宣佈，羅姆上尉（新近才從玻利維亞召回，在那裡，他曾協助共和國與巴拉圭作戰）將出任党衛軍的參謀長。由於希特勒同意讓羅姆在擁有6萬名士兵的党衛軍組織內部自由行事，他才答應返回德國。在同意暫時將衝鋒隊只作為受紀律約束的遊行部隊後，這位能幹的組織家和幹練的領袖便著手按自己的形象去重建党衛軍。

　　然而，效能並不是解決積怨已久的組織的靈丹妙藥。不久，首都便醞釀著另一次嚴重的叛亂。柏林褐衫黨徒的困苦境況基本依然如故。組織內部的不平等令他們的領導人瓦爾特·斯登尼斯怒不可遏。他再次要求，組織系統應以「知識」而不是「人事」為基礎。他公開抱怨說，希特勒「每隔幾個月便改變主意，發佈新命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無法行動。斯登尼斯的手下對此迷惑不解，憂心忡忡。一方面他們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卻又不可抗拒地傾向元首。

　　1931年2月20日，在希特勒下令衝鋒隊和党衛軍停止在街頭毆打赤色分子和猶太人後，這個問題便表面化了。「我理解你們為何傷心和憤怒」，他對褐衫黨徒說，「但你們絕不可攜帶武器。」他們不滿地嘟囔不休，卻未採取行動，及至次月希特勒屈從于魏瑪政府的法令……該法令規定，未來的集會必須獲警方批准後方得舉行時，斯登尼斯才譴責這一向當局投降的行動，並於3月31日深夜召開党衛軍領導人秘密會議。出席會議者異口同聲宣佈，他們擁護斯登尼斯，反對希特勒。

　　為了不致引起流血和內訌而又能解決問題，希特勒令斯登尼斯前來慕尼黑報到，在「褐色大廈」裡擔任案頭工作。斯登尼斯拒絕前來。於是，希特勒便將衝鋒隊傾瀉在叛軍頭上。不到24小時，公開抵抗便結束了——這是一次弱不禁風的叛亂。斯登尼斯所要求的無非是純潔的國家社會主義，為黨服務，不是為某個人效勞。「誰跟我一起走，誰就會遇到艱難困苦的道路，」在與手下人告別時他說，「然而，為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建議你們跟隨希特勒，因為我們不想將國家社會主義毀滅。」

　　4月4日，《抨擊》和《人民觀察家報》同時刊登希特勒的文章，譴責斯登尼斯的「起義」。他重申，社會主義歷來是納粹黨的主要理想；他批判了鑽進黨內的「沙龍布爾什維主義和沙龍社會主義的小丑們。」他宣稱，斯登尼斯就是這樣的小丑，此人曾千方百計「將一系列嚴格說來是屬共產黨不斷煽動所需要的概念引進党衛軍內。」

　　這些文章更引起了柏林離心離德的褐衫黨徒的憤怒。希特勒再次前往柏林，扮演了調解人和中間革命派的角色。這次，他把漢夫斯坦格爾帶在身邊。漢夫斯坦格爾寫道：「希特勒無法，只好在郊區來回奔跑，眼中含著淚水，哀求他們，說只有依靠他，他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護。」經過諸多周折，他總算恢復了秩序。次日，他與斯登尼斯一同在一家貿易與旅遊旅店下榻。斯登尼斯給漢夫施坦格爾留下的印象是，他更像是位受害者，而不是叛亂的領導人。「我發現，此人很正經。他是科隆的主教舒爾特的侄兒。他將我拉到窗前，我們的談話聲被交通嘈雜聲吞沒了。他說：『希特勒是否明白，叛亂的真正煽動者正站在他身旁？』——此人是戈培爾。儘管希特勒有令，不准我們毆鬥，戈培爾卻一再鼓動他們上街遊行。現在呢，一切責任都推到我身上來了。」

　　與通常一樣，希特勒的出現（靠衝鋒隊做後盾）給党衛軍帶來了團結，而這次的團結是牢不可破了。將斯登尼斯及其一小撮追隨者解職並未引起波動。戈培爾安然無事，但是，除斯登尼斯外，許多人都覺得，在此次叛亂中，戈培爾扮演了陰險的角色。「打個比方，若某個母親有許多孩子，其中一個誤入了歧途」，他說，「明智的母親就會拉著他的手，緊緊抓住他。」

　　希特勒也明白，將誤入歧途的孩子們領回來，他是動用了武力的。於是，他便用衝鋒隊的人接替了斯登尼斯在柏林党衛軍內的職務。由於作為元首原則保護者的權力得到擴充，衝鋒隊欣喜若狂。「我們並不是處處都受到熱愛的」，在幾星其後召開的一次衝鋒隊領導人的會議上，衝鋒隊頭子海因裡希·希姆萊說，「我們履行了職責後，可能會站在角落裡，我們不該希望得到感謝。但是，我們的元首知道衝鋒隊的價值。我們是他的寵兒，是最有價值的組織，因為我們從未令他失望。」

　　與此同時，作為調停人的希特勒，準備歡迎那些誤入歧途或搖擺不定的党衛軍返回崗位——但那些太具有獨立精神的人們卻除外，他們必須被清洗，職務必須由忠誠的追隨者去接替。對希特勒寬宏大量的姿態的反應幾乎是一致的。雖然，眾多褐衫黨徒對希特勒及其堅持合法行動的主張表示失望，但在他的耶穌式的宣言面前，這種想法也煙消雲散了。希特勒說：「我就是衝鋒隊和党衛軍，你們是衝鋒隊和党衛軍的成員。在衝鋒隊和党衛軍裡，我就在你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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