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乞丐到元首(28)

二八

　　§（5）

　　1918年11月末，希特勒離開了帕斯瓦爾克醫院，因為病人「除眼膜發燙外，餘無他訴」「適於服役」。後來，希特勒在法庭作證時說，那時他只能看出報紙標題的輪廓，害怕再也不能讀書。「醫院的病歷」，他抱怨說，「是在革命時期寫的。幾乎誰也得不到照顧；我們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連士兵的工資簿都未領到。」

　　他被派到十六團的預備營報到。營部設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經過了柏林——那時，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會執行委員會」手中——這是士兵、工人和「獨立和多數社會主義者」的聯合體。這個聯合政府已經開始社會改革，這在幾月前看來是不可設想的。它建立了8小時工作制；允許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組織工會的權利；增加老弱病殘和失業工人的福利；廢除報紙檢查制度；以及釋放政治犯。

　　希特勒雖然同意這些社會改革，但不信任發起改革的革命黨人：執行委員會是布爾什維克的工具，是前線士兵的出賣者；其最終目標是另一個赤色革命。當希特勒前往設在施霍賓地區鄰近的圖爾肯大街的兵營報到時，他也碰到了同樣的叛逆精神。在當月的早些時候，這所設施已投靠埃斯納政權，受「士兵代表會」管轄。那裡沒有一星半點軍紀，兵營成了豬圈。人們對從開戰的第一天氣就在戰壕裡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許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這地方比曼納海姆還糟糕。特別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員們的行為。「他們的活動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決定儘快離開這個地方。」

　　幸好，他發現了一個對那個地方同樣厭惡的老戰友。「士兵中最懶、最厚顏無恥的、不屑說，就是那些從未到過戰壕附近的人」，希特勒當通訊兵時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憶說，「那地方滿是懶漢懦夫。」約在兩星期後，由於特隆斯坦戰俘營（設在通往塞爾斯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東約60英里），需要看守人員，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議兩人雙雙報名前往。看守組的成員大部分是「革命軍人」。前來迎接的是一位軍官。他下令站隊，但士兵們引為笑談：難道他不知道操練已被取消了嗎？第二天，士兵中除幾名曾在戰壕裡服過役的以外，其餘全被運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來了。

　　§（6）

　　在柏林，極左派團體「斯巴達克斯團」（斯巴達克斯系一奴隸，反叛羅馬人統治的領袖），在起義水兵的協助下，走上街頭鬧革命。這卻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義。到聖誕節前夕，首都已近無政府狀態。其它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勢頭沒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國，軍事和警察機構開始崩潰。

　　由於權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勢力突然興起——即所謂的「自由兵團」。這個兵團系由部隊內的右翼積極分子組成，具有希特勒那種保衛日耳曼帝國不受赤色分子破壞的熱情。

　　由出生於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的新一代組成的「自由兵團」，為採取今天的行動，曾有過兩次準備。其一，是戰前的青年運動，即所謂的「候鳥運動」。這些年輕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處遊逛，以尋求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大都來自富裕階層，鄙視從他們中產生出來的自由資產階級社會。他們堅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虛偽；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經濟是無恥和欺騙；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氣；藝術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學是虛假和商業化；戲劇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們認為，家庭生活約束了人，且不真誠。他們也認為，兩性關係，不管是婚內婚外，「貫穿著虛偽」。他們的目標是要建立起一種青年文化，以反對資產階級的家庭、學校和教堂的三位一體制。

　　這些年輕人常圍著篝火，席地而坐，在一個首領指揮下，高唱《自由戰士之歌》。有時，他們或無言地注視著篝火，以尋找「林中信息」，或傾聽某同伴朗讀尼采或斯特潘·喬治著作中的激動人心的段落，諸如：「人民與至高無上的智慧渴望著人——行動！……也許，在你的殺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獄中昏睡多年的某個人就會一躍而起，完成這一行動！」

　　他們靠神秘主義而昌盛，在理想主義驅使下，渴望行動——任何一種行動。

　　行動，他們在大戰中找到了。也許，這就是他們，與希特勒一樣，堅信祖國的事業之正義性的原因。戰場生活，使官兵關係更加密切，形成一種共患難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們對領導他們進行交手搏鬥的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對他們而言，他不是指揮官，而是元首！而他們是他的同志！他們對他盲從，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獄。」他們一同在前線締造了迄今為止德國尚不存在的民主關係。幾英里長的戰壕，與世隔絕，事實上成了「以火焰作牆的修道院」。

　　這些前線來的同志，這些舊日的「候鳥」，與希特勒一樣，覺得投降是恥辱，對國內陣線不信任，因為它正在墮落為布爾什維主義。軍方曾在報上和路牌上宣佈「斯巴達克斯團」的危險尚未消除，號召士兵們起來，加入「自由兵團」「阻止德國變成全球的笑柄」。對此，老兵們會熱烈予以響應，這就可以理解了。

　　正當這支不法的部隊在組建時，「斯巴達克斯團」，在許多柏林人的贊同下，也在奪取柏林。他們控制了許多公共設施，交通運輸，以及兵工廠。1919年1月3日，處在絕望中的埃爾伯特政權解除了警察局長的職務，原因是他同情「斯巴達克斯團」，不久前還支持水兵叛亂。此時已公開承認自己是共產黨的「斯巴達克斯團」，為了進行報復，公開號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熱烈響應這一號召。6日上午，20萬身背武器打著紅旗的工人，從亞歷山大廣場出發向荻埃爾加登集結。寒冷與大霧並未使他們的情緒低落。他們將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前進報》的工作人員以及烏爾夫電訊局的工作人員抓來。總理府大樓也被憤怒的人群包圍——埃爾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裡邊。

　　到次日上午，共產黨人已端坐在布蘭登堡大門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薩洛登伯格大街，他們的步槍已是鋪天蓋地。除有戰略意義的火車站已被佔領外，政府印刷大樓和波佐釀酒廠也被佔領。不到24小時，市內主要建築物仍在政府手中的已是寥寥無幾了。

　　若不是「自由兵團」干預，柏林——最終是全德國——恐怕已陷入共產黨之手。不到一周，部隊從城外開來，將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達克斯團」的領導人，包括身材嬌小的「紅色玫瑰」羅莎·盧森堡在內，被捕並慘遭殺害。

　　在「紅色玫瑰」死後4天，新共和國舉行了首次全國選舉。那天是星期天，天氣晴朗而寒冷。自德國有史以來，婦女首次被允許參加選舉，在3，500萬選民中，3，000萬人為國民議會的423名候選人投了票。結果雖令人驚奇，但在預料之中。表面上假裝不要，實則希望霍亨佐倫捲土重來的兩個右派政黨，得到了約15%的席位；贊同實行共和的兩個中間派政黨，與埃爾伯特的「社會主義多數派」一樣，得了40%的席位；極左派「獨立社會主義者」僅得席位7%。選舉的結果，既是反革命的勝利，也是贊成共和的勝利。它註定是社交性質的。

　　因為刀槍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150英里外的魏瑪便成了國民議會的所在地。這個選擇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因為魏瑪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鄉。2月6日，國民議會在新國立劇院舉行會議。會議沒有霍亨佐倫王朝開會的那種豪華氣派和儀式。沒有樂隊，沒有馬隊，也沒有耀眼的制服。

　　5天后，一個工作政府成立了，埃爾伯特憑多數選票被任命為帝國的第一任總統。他任命了一個總理大臣，由總理大臣組閣，由意志堅強的諾斯克（他稱自己為「警犬」）出任國防大臣——這是最有意義的選擇。這意味著「自由兵團」在魏瑪共和國的支持下，將開始活動並繼續保衛國家，不致使它赤化和產生暴亂。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