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乞丐到元首(20)

二〇

　　※第三章「歡喜若狂」

　　1913.5—1918.12

　　§（1）

　　他下了維也納開來的火車，爬上樓梯，走進了喧囂的慕尼黑霍班霍夫區。打從第一分鐘起，巴伐利亞的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縮也納聽慣了多種語言的嘈雜聲後，連人們的說話聲在他聽來都是和諧悅耳的。「這城市對我是那樣的親切，好像我曾在裡邊住過多年似的。」

　　那時正是春天，春光明媚，陽光普照，被從巴伐利亞部分的阿爾卑斯山吹來的山風洗滌過的空氣似乎也比維也納的空氣清新。那天是星期天——5月25日。街上除漫步的遊人外，幾乎沒有什麼行人。街上的樓宇和雕像令他瞠目，而他呢，「從我進入這個城市的第一小時起，我就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城市，比愛其他城市要深得多。這是個德國城市。」

　　在街上如醉如癡地漫步了半小時後，他來到了施萊斯默大街。他很有可能是從科尼斯廣場走過的。那普洛皮蘭大拱形建築，以及遠處的廣場令他目瞪口呆。之後，他可能是沿著布林恩納大街走去，來到那座城堡一般的、巍峨的釀酒廠，即羅侖釀酒廠。這裡正是施霍賓區，即學生區的邊緣，施萊斯默大街由此向北延伸。走過兩幢房子後，他便來到34號——這是波普縫衣鋪。該店的窗口貼出一張手寫的告示：「有房出租，設備齊全，人品端正者可租用。」

　　在這張告示的指引下，希特勒上了三樓。波普太太引他進房，房內有床一張，桌子、沙發、椅子各一隻。牆上掛著兩幅仿油畫之石板畫。「這青年與我很快便達成協議」，波普太太回憶說。「他說這房子很合用，還付了預租金。」她讓他填一張登記表。他寫道：「阿道夫·希特勒，建築畫師，來自維也納。」

　　「次日上午，希特勒先生便出去了。不一會兒，就回來了，手裡拿著一個他在某地揀來的畫架，立刻開始畫畫，一畫就是幾個鐘頭。不到幾天，我便見他畫好了兩幅畫，很漂亮，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劇院。此後，我的房客一早便夾著皮包外出找顧客。」

　　希特勒「滿腔熱情」地來到慕尼黑，想在那裡學習三年繪畫和建築。但是，現實卻從未讓他實現夢想，他也從未進入當地的藝術學院。比起維也納來，想靠繪畫謀生，這裡更難，商業化的市場並不比維也納的更大，而他被迫蒙受走家串戶或在啤酒館裡賣畫的恥辱。但他堅信，儘管困難重重，他終將「達到自己立下的目標」。

　　1913年的慕尼黑有人口60萬。在歐洲，它是個活躍的文化中心，其活躍程度僅次於巴黎。多年來，它一直在吸引許多慕名前來的畫家，但這些人，希特勒發現，都是腐朽不堪之輩：瑞士的保羅·克裡，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侖斯基和布爾柳克兄弟那樣從東方逃來的難民。他們全是「新畫家協會」的領導人。這個協會是在4年前創立的，目的在於給其成員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屬古典派，與這種觀念格格不入，但是，這種理論的推崇者卻也在藝術上為慕尼黑帶來了發酵劑和激動。這肯定也刺激了年輕的希特勒這個奧地利人。「慕尼黑稱之這些從東方的俄國和巴爾於半島逃來的長髮者為遊牧民族。他們源源不斷地湧進施霍賓，即北區。那裡，街道筆直……其目的，似乎只是為了保證在多數的畫室內能有充足的光線。」

　　儘管希特勒鄙視這些東方難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亞人，也需要他們的自由和傳統。在這裡，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創作出《崔斯坦和易梭德》、《詩歌會》、《萊茵河之金》；在這裡，居住著諸如斯特潘·喬治、雷納·瑪麗亞·裡爾克那樣著名的德國詩人；在這裡，理查·施特勞斯正在寫他的歌劇，托馬斯·曼剛在不久前寫成《威尼斯之死》這篇小說，而奧斯瓦爾德·史賓格勒正在與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樣空蕩蕩的室內疾書《西方的衰落》這部著作之首卷。在靠近的一家名叫「十一個劊子手」的餐館內，《暴君的幽默》的作者、聲名狼藉的天才弗蘭克·韋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創作的歌曲；在全德國，他創作的關於性生活和墮落性的話劇，令觀眾作嘔也使他們著迷。

　　自本世紀初，連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藝和政治理論，皆大受歡迎的波希米亞主義之精神，就業已在慕尼黑存在，並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規的人們。在離施萊斯默大街只有幾幢房子遠的地方，即門牌106號，居住著另一位政治極端者——他從俄國流放出來，已居住年餘。他登記的名字是梅耳先生，真名卻是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烏裡揚諾夫，搞地下活動時人稱他列寧。10多年前，他曾在這裡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著書立說。

　　現在，希特勒不但也佈施霍賓的咖啡館和飯店進進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輕鬆舒適的空氣。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並不嚇人。在這裡，他不外乎是另一個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願意聽他發洩怨言和講述理想的人們。儘管他與施霍賓內的波希米亞主義多少有些關係，他的繪畫風格卻一成不變，與他的烈火性格與激進的政治觀點形成鮮明對比。他的手法依舊是學院式的，而不是帶有試驗性質的。但很大膽，甚至剛勁有力。

　　在這個富饒的地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迷戀復活了。在圖書館裡，他一呆就是幾個小時，凡是有關這件「毀滅的理論」的文獻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頭鑽研這個新世界的理論文獻，試圖弄清這種理論所能產生的影響，並將它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中所帶來的各種事件與現實的種種現象加以對比。現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將注意力集中在掌握這個全球瘟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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