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49)_學達書庫

四九

　　1966年列格勒的俄羅斯博物館古幣收藏保管員阿·瓦依託夫對奧爾洛娃講過一個奇怪的故事。瓦依託夫是柴可夫斯基曾在那學習過的那所法律學校的畢業生。他收集過許多關於法律學校和法律學校畢業生的歷史材料，其中也有關於柴可夫斯基的材料。而瓦依託夫對奧爾洛娃講的內容是從柴可夫斯基的法律學校的一個同學尼·伯·雅考比的遺孀那裡得來的。據說事情是這樣：1893年10月與沙皇家族很親密的斯傑伯克——費爾莫爾伯爵由於發現柴可夫斯基對他的侄子很殷勤而感到不安，他決定將柴可夫斯基的行為上告沙皇。告狀信是雅考比轉交的，據瓦依託夫說，雅考比當時是參政院的總檢察長。柴可夫斯基面臨被揭露，而由此受到嚴重的處罰——剝奪一切政治權利並流放西伯利亞。這件事對法律學校也是極不光彩的，而法律學校的榮譽是神聖的。為了避免聲張，雅考比邀請了在彼得堡能找到所有的法律學校過去和柴可夫斯基同班的同學，進行了公意審判，這個審判做出讓柴可夫斯基自殺的決議。

　　顯然，瓦依託夫的敘述成為奧爾洛娃文章中最引起注意的內容。在她的這篇《最後一章　》出現之前，奧爾洛娃曾在海外週刊《新美國人》中就已提出過自己的觀點。此後，一份在美國廣為普及的《高保真》雜誌1981年2月那一期中喬葉爾·斯皮海爾曼支持了奧爾洛娃的觀點，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扼要轉述了奧爾洛娃關於柴可夫斯基自殺而死的說法。就是在這份雜誌的1981年8月的一期中，尼娜·別爾別洛娃和她的合作者斯·卡爾明斯基、莫·布拉烏恩聯名撰文對斯皮海爾曼所轉述的奧爾洛娃的觀點進行了有力批駁。這三位作者認為，奧爾洛娃的說法缺乏法律、歷史、醫學、心理方面的依據。他們提供的情況是：在當時的俄國，不少有社會地位的人，也有像柴可夫斯基那樣的異常。他們中也有人捲入類似柴可夫斯基對斯傑伯克—費爾莫爾伯爵的侄子「殷勤」之類的一些不光彩的事。假如真有此事的話，那也構不成犯罪。他們之中的任何人都沒有被處罰，也沒有當眾受辱。柴可夫斯基是瞭解這一點的，即使他怕聲張，也不會達到要自殺的程度。

　　尼娜·別爾別洛娃還指出，與柴可夫斯基密切來往的親友以及在他最後的日子和他有接觸的人像阿·格拉祖諾夫、阿納托裡·伊裡奇的遺孀和文藝理論家烏拉基米爾·阿爾杜金斯基—多爾戈魯柯夫，他們都不懷疑柴可夫斯基死於霍亂，別爾別洛娃曾親自和這些人談過話。

　　儘管別爾別洛娃和她的合作作者寫了批駁文章，奧爾洛娃的說法卻繼續存在。無獨有偶，英國音樂理論家戴維德·布拉烏恩，柴可夫斯基四卷傳記的著者該不可能不知道奧爾洛娃的論敵的論證，但他卻依然接受奧爾洛娃的觀點。他也引用了格羅烏娃的音樂詞典裡所說：「無庸置疑，柴可夫斯基死於自殺。」這究竟是為什麼呢？為什麼舊的傳聞未消，新的各種說法又接二連三出現呢？

　　原因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沒有法律的依據可以駁斥柴可夫斯基死於自殺的說法。而根據合理的想法推出的理由又不可能被那些伺機窺探秘密的人們所接受，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嘩眾取寵、從中漁利。柴可夫斯基的突然去世以及關於他病情的不同報道，再加上《悲愴交響曲》的演出都為傳聞的散播提供了土壤。從奧爾洛娃的說法到格羅烏娃的有權威性音樂詞典中關於柴可夫斯基自殺的定論，可以說明，只簡單地說「事實不是這樣」，是不行的。

　　1986年10月，西方展開的討論在柴可夫斯基的祖國得到了響應。首先就此問題發表文章的作者，非常湊巧，名為歐·柴可夫斯卡婭，她經常就現代生活重大問題在報界發表文章，她以筆鋒犀利著稱。她的《黑桃皇后》一文刊登在《新世界》雜誌1986年第10期。她的文章以尼古拉·奧列斯托維奇·布利諾夫所提供的材料為依據。她生前為批駁關於柴可夫斯基自殺的謬說，進行了大量認真的研究工作，收集了許多寶貴材料。歐·柴可夫斯卡婭的文章雖然沒有被廣泛接受，但在駁斥謬論方面已作出了第一步。

　　1988年春，在美國雜誌《19世紀音樂》第3期刊載了阿·尼·帕茲南斯基的一篇題為《柴可夫斯基的自殺是謠言還是事實》的長篇文章。此文援引大量歷史、傳記材料，對柴可夫斯基患病和去世過程做了詳盡的敘述，徹底駁倒了關於柴可夫斯基自殺而死的謬論。帕茲南斯基對尼·別爾別洛娃的論證給予肯定：柴可夫斯基不曾受到懲處的威脅，甚至像烏拉吉米爾·米歇爾斯基公爵（此人恰好也是法律學校畢業生）這樣的社會活動家，曾不止一次由於異常的情感糾葛而出醜，不但沒有受到懲處，在風波過後，還當上了亞歷山大三世的參事。帕茲南斯基列舉許多實例說明，像柴可夫斯基這樣一向彬彬有禮，謹慎從事，又與亞歷山大三世有很好的私人關係的人，根本談不上有受任何處罰的可能，更談不上公意審判和自殺。

　　帕茲南斯基的文章對傳染病、霍亂病案以及柴可夫斯基的病情和死亡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研究，有理有據地對奧爾洛娃提出的關於柴可夫斯基服毒自殺而死的謬論，進行了有力的批駁。這篇文章是很有說服力的，而奧爾洛娃和她的擁護者們是否放棄自己的原有立場還是問題。

　　為了徹底駁倒奧爾洛娃的謬論，帕茲南斯基就柴可夫斯基是否存在自殺動機作了認真分析。帕茲南斯基指出，柴可夫斯基在整個一生中，除了那一小段婚姻生活外，從來沒有由於自己的異常而感受某種特別的痛苦或良心的譴責，可以說他不必為任何事擔心，生活得很滿足。對這一點應該理解為，柴可夫斯基沒有感到過完全絕望，也沒有怕把什麼聲張出去的擔心，就是說，沒有足以促使他走向生命絕路的因素。對於帕茲南斯基的這個令人遺憾的差錯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在這方面，柴可夫斯基沒有直接說過什麼，也許他會在日記裡承認和坦白些什麼，而這些日記已被銷毀了。

　　但是有一張1887年3月他寫過的字條保留了下來：「為了成為正常的人，我該怎樣做？」此外，有時他也流露出由於不能克服自己天性上的毛病而感到煩惱。最後，他的音樂可以對生活提供很好的見證。當然，在傳記研究中，使用無言的音樂是會讓人感到靠不住，但完全有理由認為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曲》、《曼弗雷德交響曲》，《第五交響曲》、《第六交響曲》是帶有傳記性的。這不僅因為作品本身的主觀性，也因為作者自己留下了對這些作品的文字說明。這四部交響曲是他生活的四部曲，每部作品反映了他創作時的內心感受。聽了這幾部音樂和瞭解了作者自己的創作意圖之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柴可夫斯基心理狀態的圖畫。命運的主題始終是這幅圖畫的中心，懸在他頭頂上的達摩克利劍每一分鐘都有落在他頭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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