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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妹妹亞曆山德拉那時候已經有好幾個孩子,她不顧自己已經很重的家務負擔,懷著深深的同情收留了這位無家可歸的嫂嫂。卡明卡的家人們還以為柴可夫斯基的出走只是因為一時的誤會和不悅,不久一切都會順利解決。亞曆山德拉給哥哥寫信,說了許多安東尼娜的長處,希望他能妥善處理矛盾,爭取早日夫妻和解。柴可夫斯基給妹妹寫了一封長信,解釋了他不可能再回到安東尼娜身邊的原因,讓妹妹不必再做勸和的努力,信是這樣寫的:「薩沙,怎麼說呢,我應該毫不推卸責任的說,我是安東尼娜冷酷無情的丈夫。她一點都沒有錯,她很可憐,而我在她面前是一個已經失去理智的殘忍的暴君。但是,除此之外,我還是一個藝術家,一個能夠和應該為自己的祖國帶來榮譽的藝術家。我感到自己身上還有很強的藝術力量,我還沒有做到我能做到的1/10,我要用全部的努力來做到我還應做的一切。然而現在我卻不能工作,希望你也能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我和安東尼娜之間發生的事情。請告訴她,不要再用指責和威脅來折磨我,也請她明白這一點:應該讓我有可能去履行我的責任。」柴可夫斯基給妹妹寫這樣一封信,內心並不輕鬆。

  柴可夫斯基覺得安東尼娜是值得同情的,他知道安東尼娜真誠地愛他,但是「她以她的愛欺騙了自己」,柴可夫斯基曾耐心地告訴她,他並不愛她。柴可夫斯基能問心無愧的是他從來沒有對她違心地表示過愛情,但是在安東尼娜的頑強而又固執的愛面前,善良的柴可夫斯基又曾答應設法增進對妻子的愛情,可是最終他卻無法做到,想到這一點,柴可夫斯基從來不回避自己的過失。安東尼娜過於自信了。她本來相信結婚以後一切都會按照她所預想的去實現。然而她的表現在柴可夫斯基那裡引起更多的是反感:「我在做什麼,我的工作是什麼,我的計劃怎樣,我在閱讀什麼,我關心哪些知識和藝術問題,對於這些,她從來沒有絲毫想知道的表示。」的確,安東尼娜連在哪裡可以買到柴可夫斯基的樂譜都不知道,她從來不去聽音樂會,對他的作品「連一個音符都不知道」。安東尼娜很喜歡說話,她的話題離不開瑣碎無聊的事情,她常常說過去曾有多少多少異性鍾情於她,那些男人又是如何如何出身高貴……這些談話都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厭煩。

  柴可夫斯基把與妻子有關的一切繕後事宜都委託給他的好友尤爾根松處理。他一直負擔安東尼娜的生活費,起初每月50盧布(這是他當時在音樂學院的工資),後來增加到100盧布。到1889年,安東尼娜又要求柴可夫斯基給她增加錢數,此時柴可夫斯基已得到沙皇政府每年3000盧布的生活津貼。柴可夫斯基本來是有理由停止給安東尼娜生活費的,因為他早已知道安東尼娜已和另一個男人生了三個孩子。儘管如此,柴可夫斯基還是讓她如願,給她增加到每月150盧布。

  離婚協議始終沒有達成。為了能達到正式離婚,柴可夫斯基表示願意同意承擔一切在法律上能構成他們離婚的罪名。可是安東尼娜一再聲明,在法庭上她不能撒謊。她在卡明卡住了一個時期以後,阿納托裡把她送到了莫斯科郊外她母親家裡。

  安東尼娜從青年時代就有心理不正常的傾向,常常說話不著邊際,誇誇其談。這些毛病在這次不幸的婚姻和以後生活的磨難中更加劇了。1896年,安東尼娜的精神病症狀更加明顯,不得不進了彼得堡的精神病院,在那裡度過了剩下的日子。她死於1917年。

  在柴可夫斯基逝世後不久,談到關於柴可夫斯基的為人,安東尼娜這樣說:「他在所有的人面前的行為都是忠實高尚的。世上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指責他有什麼不好的品行。他命中註定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幫助他周圍的人們。」

  4.《我們的交響曲》

  命運之神在給了柴可夫斯基毀滅性的嚴酷打擊之後,卻又慷慨地賜給了他足以終生依傍的保護神。梅克夫人及時知道了柴可夫斯基在那場不幸的婚姻中所經受的痛苦磨難,對他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她知道此刻對柴可夫斯基來說最重要的是自由,而這自由是需要用物質金錢做後盾的。梅克夫人除幫助他還清全部債務以外,還決定從此以後每年向他提供6000盧布的資助,而且立即給他寄去了第一筆款。梅克夫人終於找到了從根本上幫助她的愛友的時機。她衷心希望柴可夫斯基能生活得好,能有充分的自由從事他喜歡做的事——音樂創作。她認為,不是血肉的關係,而是情感和精神的相通,使一個人有權利去支援另一個人。她把幫助柴可夫斯基擺脫困境看作是自己的責任。她寫信告訴柴可夫斯基:「你要知道,你給了我多麼愉快的時光,我對此是多麼的感激,你對於我是如何的了不起,而我是多麼需要你,恰如你一樣;因此,這倒不是我來幫助你,而是幫助我自己。」

  柴可夫斯基在瑞士克拉倫斯安頓下來,這是日內瓦湖畔的一座小城。從他所住的別墅窗外望去,可見終年積雪的薩瓦山。這裡景色宜人,空氣清新。在甯和清靜的生活環境裡,他的精神狀態逐漸恢復了正常,但在內心深處的隱痛卻仍然無法消去。

  回想起剛剛熬過的那場心靈的劫難,在感到心有餘悸的同時,又充滿了對梅克夫人的無限感激:「你知道你對我有多大多大的幫助呀!我是站在一個深淵的邊緣,我之所以不跳進去,惟一的理由是把希望寄託在你身上,你的友情拯救了我。我將怎樣報答你呢?唉,我多麼希望有一個時期你可以用得著我呀!為了表示我的感謝和愛,我是什麼都可以做的。」「我除了用我的音樂向你服務之外,別無他路。娜傑日達·菲拉列多夫娜,從今以後,我筆下寫出的每一個音符都要獻給你。當工作的欲望以加倍的力量恢復過來時,那是因為有了你的存在。而在我工作的時候,我一秒鐘也不能忘記是你給了我一個機會,使我能夠進行我的事業。我還有許多許多事情可做,不是虛偽的自謙,總之我直到現在為止所寫的一切,和我所能做的和我想做的比較起來,似乎都太微弱,太不完全,但我一定要做到我想做的一切……」

  柴可夫斯基被他的第四交響曲的創作所吞沒了。這部交響曲是他內心情感的記錄,是他那一時期生活的一面鏡子。他懷著極大的熱誠寫第四交響曲,他說:「過去從來沒有過任何一部作品的管弦樂譜花去我這樣大的氣力,但我也從來沒有這樣地愛過一部作品。」

  柴可夫斯基寫這部交響曲時的情緒決定了這部樂曲的構思。除了他經歷的個人生活悲劇所引起的劇痛以外,他的精神危機也來源於當時的俄國社會生活狀況。一系列的歷史事件牽動著俄國民眾的心,包括柴可夫斯基在內的俄國知識分子對這些事件不能無動於衷。1876年4月保加利亞革命勢力發動了反對土耳其統治的起義遭到土耳其的殘酷鎮壓,這激起了全世界先進人士的憤怒。保加利亞愛國者大量犧牲,這使斯拉夫民族獨立的問題變得特別尖銳。1877年俄國、土耳其之間開始了戰爭,國家增加軍費開支,軍隊開往前線。廣大俄國民眾對被壓迫的斯拉夫民族抱著深切的同情。沙皇政府對支援斯拉夫民族運動有顧慮,怕因此削弱自己對本國人民的統治。國內反動勢力日益猖狂,對革命、進步力量施加更大的壓力。進步的知識分子感到空前的壓抑窒息。柴可夫斯基以他特有的敏感關注著這些重大事件,他為國家的前途擔憂,他痛心地看到「每天都有家庭失去親人,陷入困境」。血流成河的戰爭給人們帶來災難,戰爭殘害著人的生命,使人們陷入痛苦的深淵,這一切都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十分沉重。

  第四交響曲正是反映了作曲家個人情感生活的體驗也融合了那個時期的社會生活情緒。柴可夫斯基說:「在這部交響曲中,沒有一個樂句不是經過我深切感受的,沒有一個樂句不是我心靈的回聲。」作曲家在給梅克夫人的信中對這部交響曲作了詳細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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