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39)_學達書庫

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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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稍微平復後，畢加索又拿出了自己各個時期的得意作品給張大千夫婦觀賞。張大千每發表一句評論，畢加索都迫不及待地要翻譯馬上說給他聽。兩位老人的目光常常長久地對視著，那一份默契，真可稱得上是心心相印。

　　一直沒有說話的徐雯波指著一幅古怪的人頭像，輕聲問畢加索：「這是什麼？」

　　「西班牙牧神像。」畢加索又反問了一句，「你喜歡它嗎？」

　　「非常喜歡。」

　　畢加索順手將這幅畫放在一邊。

　　這時，雅克琳已經把午餐做好了，她的手藝得到了中國客人的好評。下午三四點鐘光景，畢加索邀張大千夫婦到他的花園裡散步，他敏捷地走到一叢花旁，摘下一朵朵鮮花，向張大千擲去。張大千也報之以瓊瑤。頃刻，花園裡展開了一場「鮮花大戰」。每擊中一朵，兩位老人的嘴裡都發出兒童般喜悅的喉音：「哦，哦。」

　　一個記者仿佛從天而降，出現在花園內，這大大地掃了畢加索的興，他煩躁地猛揚手：「你走，你快走！」記者磨蹭著，嬉笑著，就是賴著不走。畢加索又要下逐客令了，忽然瞥見張夫人很有意思地盯住了記者的相機。對女性的細心是他的特長，他走過去問道：「你想照相嗎？」

　　「是的，我們不容易來，我想拍張照留個紀念，如果允許的話。」

　　「那當然。」畢加索又對著記者喊道：「你還不快來！」

　　記者受寵若驚，連忙調好鏡頭，按下了快門。照片上，畢加索很客氣地讓張大千居中，他的右邊是徐雯波，畢加索則站在左邊。後面是茂密的樹林和花叢，兩側是畢加索的兒童雕塑，生動有趣。

　　相見時難別亦難。畢加索攤開他特意另放的那幅《西班牙牧神像》，按照中國畫的習慣，題上：

　　贈張大千

　　畢加索56.7.28

　　畢加索前所未有地送客出門。

　　他擁抱著張大千，並在他背上輕輕一拍；然後頭也不回地向屋裡走去。自始至終，都沒有說一句話。佛教雲：「一默如雷。」張大千望著畢加索消隱在門內的寬厚的背影，感覺到天空在急劇地傾斜。

　　第二天，張大千和畢加索會晤的消息就在巴黎各大報紙的顯要版面上金鳴玉振，繼而成為世界藝術的焦點。美術評論家認為：「畢加索和張大千這兩位分據東西畫壇的鉅子的歷史性會晤，昭示近代美術界東西方相互影響、調和的可能。」實際上，這種影響與調和早已發生在畢加索、馬蒂斯、張大千等大師們的作品裡。

　　張大千接待了一位奇怪的畫商，他想收購畢加索贈給張大千的那幅畫，海口一開就是15萬美金。張大千以牙還牙，鐵嘴一張：「不賣！」來者只好悻悻而歸。於是，那幅畫便越傳越神，甚至有人說是畢加索當場為張大千畫的像，根據是像上人頭的下巴鬍子拉碴的。張大千和夫人開玩笑：「你選的好畫，怪物竟成我了！」徐雯波俏皮地回答：「那是神呢，你沒有吃虧。」

　　這幾天，張大千一直在構思著回贈一幅怎樣的畫給畢加索。他的耳邊又響起畢加索那句聞之令人欷歔的話語：「中國的墨竹蘭花，我是永遠畫不了的啦。」他懷著難以名狀的心情站在畫桌前，拿起了那枝心愛的大毫。不多時，一幅秀潔清明的墨竹就躍然紙上。右邊的空白處寫著：

　　畢加索畫家一笑丙申之夏張大千爰

　　他把印章蓋在署名的左側，用力按了幾按。這是中國畫的最後一道工序。

　　恰巧潘玉良來了。她聽說這幅墨竹是送給畢加索的，有些詫異：「您的絕技是畫荷呢。」張大千沉默了良久，才動情地說道：

　　「竹是中國的歲寒四君子之一，我想以此象徵我和畢加索先生的君子情誼。再有，那天我看畢加索先生作的中國畫，他的筆法和墨意還不夠到位，而墨竹恰好能表現這一點。你看，我特意畫了不同的兩竿墨竹，不僅可以看出墨的濃淡明暗，以及過渡的中間色，還可辨出前後和虛實。右邊的濃些，枝葉向上：「左邊的淡些，枝葉向下，錯落有致，層次一目了然。右邊的竿嫩，節小但肥滑；左邊的竿老，節大卻硬瘦，從中可以窺見中國書畫筆法的韻致和意境。我想，畢加索先生是完全能夠理解的。」

　　潘玉良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她既為張大千與畢加索的赤誠之交所感動，又對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充滿了良好的祝願和無限的信心。這位曾經做過青樓女子的優秀畫家，人世間所能嘗到的嘲諷、詬罵、侮辱，她都遍嘗了；風塵中所要忍受的坎坷、困挫、不幸，她都受夠了。但頑強的意志和對藝術的執著精神挽救了她，她沒有零落成泥碾作塵，而是師從劉海粟、張大千等一代宗師，沐浴歐風美雨，終於成為怒放藝壇的一枝奇葩。

　　從張大千的寓舍走回去，老人那情真意切、篤於藝事的風神氣度拂之不去。潘玉良決心為老師塑一尊像。其實，這是她20年前的夙願了，可這一次卻來得十分的強烈，不可抗拒。1958年8月，雕塑《張大千頭像》在巴黎多樂賽畫廊展出，立即被法國國立現代美術館收藏，與雕塑大師羅丹、布爾代爾的作品比肩而立。也就在這一年，張大千被紐約國際藝術學會選為世界第一大畫家，並授予金質獎章　。

　　畢加索把張大千的「墨竹」看得很重，他像個小學生一樣地手揣心摹，每有悟覺，輒沾沾自喜，不日即把虛實明暗那套「鬼把戲」弄得精通。6年後的一天，畢加索到某餐館宴客，當他得曉這家名叫「大觀園」的餐館是由一位中國聲樂家費曼爾女士主持時，他饒有興趣地問她知不知道張大千其人。費曼爾女士笑著說：「我怎麼會不知道呢，他是我的義兄，他不久又要來巴黎了，肯定會到這兒看我的。」

　　畢加索一聽愕然，複欣然。他敏感到再次相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在餐桌上繪了一幅中國畫《草上刀螂》贈給費曼爾。費曼爾為了招攬顧客，將畢加索的贈畫燒繪在一些餐具上。不過兩月，張大千果然來到「大觀園」，他看到了餐具上畢加索的手跡，高興地說：「他的畫風雖仍襲白石老人，但已盡得中國繪畫神韻，畢加索的中國畫技藝大進矣。」隨後，他也提筆劃了兩幅，讓義妹如法炮製。「大觀園」的餐具都成了藝術珍品，從此生意大大興隆起來。畢加索與張大千的神交面晤也在藝術史上頻添佳話。

　　1966年，畢加索收到了張大千家人從南美巴西捎來的兩支毛筆。自從張大千許諾要為畢加索「想想辦法」以後，「筆」就成了張大千的一樁心事。他找到了巴西的一位西班牙籍牧場主，從他的2500頭三歲口牛的5000只耳朵中選揀出了僅夠做8支筆的毛，著名的東京神田玉川堂筆店接受了這批特殊的定貨。這8支筆，他自己留了2支，除2支送給畢加索外，張大千還送了2支給國內的好友謝稚柳先生，另2支焚化在臺灣書畫家梁寒操先生的墓前，令人肅然而起伯牙摔琴、武士掛劍的悲壯之情。

　　畢加索與張大千的會晤，絕不僅僅是兩個畫家的普通寒暄，它是一次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東西文化交流。送畫贈筆，使胡越翻為肝膽，天塹變成通途，人類藝術的浩浩天空，漸漸拂去了隔絕的烏雲和迷亂的浮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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