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17)_學達書庫

一七

　　1918年秋，保爾·居羅姆在他聖霍諾勒郊區的畫廊舉行了畢加索與馬蒂斯聯合畫展。立體主義的信徒們對畢加索新作所運用的古典手法十分不滿，他們叫囂要把「只會抄襲」的畢加索開除出立體派。面對蜂擁而至的責難，畢加索又發驚人之語：「抄襲別人是必要的，抄襲自己是可恥的。」轉過身來，對著科克多哈哈大笑：「我終於把他們給甩開了。」

　　還是阿波利奈爾在畫展目錄上所寫的序言，顯示了這位詩人對畢加索的深刻理解：

　　他改變了方向，看上去回到了原來的道路上，但這是一次更高層次的回歸，是以更堅定的步伐向前邁進。他總是越來越偉大，總是通過研究未曾探察過的人性，或者與以往進行檢驗比較，來豐富自己。

　　畢加索在他一生偉大的藝術實踐中，受到過難以勝數的困挫、責難、辱駡，他都義無反顧地挺過來了，除了他天才的靈感和頑強的意志以外，那就是他總有為數不多的一些知音，他們在那個時代表現出來的卓越才華與優秀品質，給了畢加索以極大的信心。阿波利奈爾便是其中的代表。

　　但此刻的阿波利奈爾，已陷入命運的劫數之中，這是他最後一次為好友擂鼓助威了。他竭盡全力，也不能睜開自己的眼睛，一片混沌壓在他的頭頂，啊，鮮花飛來了，豔麗無比，還水靈靈的呢……怎麼？一陣腥臭，上面沾的是唾液……啊，唾液淹沒了我……光明的黑暗……黑暗的光明……

　　阿波利奈爾彌留之際，他的窗外正擠滿了遊行的群眾，他們揮動彩旗，高呼著「絞死吉羅姆」的口號，抗議戲劇《蒂雷齊亞的乳房》上演。他只剩下一口氣了，問妻子這個吉羅姆是誰，是不是吉羅姆·阿波利奈爾。

　　柯爾布淚流滿面，在阿波利奈爾眼前幻化成一團白光。他聽見妻子說，這不是吉羅姆·阿波利奈爾，他們詛咒的「吉羅姆」是德國皇帝。

　　畢加索聽說群眾在街上遊行，聲勢很大，而阿波利奈爾剛感染了西班牙流行感冒病毒，恐怕受不住，他立即趕往醫院，想去陪陪這位遭受苦難的朋友。

　　他沿著利佛利大街的連環拱廊迎風疾步，當他在人群中穿梭時，一個寡婦戴著的皺綢面紗飄到了他的臉上，裹住了他的頭，他一下子什麼也看不見了，心裡猛然跳得厲害。他跑到阿波利奈爾的病室門口，就聽到了柯爾布淒絕的哭喊。

　　巴黎各大報紙均發佈重要新聞：11月9日，詩人、藝術家阿波利奈爾病逝，他穿著戰爭時的上尉軍服，手裡拿著十字架。

　　畢加索欲哭無淚，他久久地凝望著好友的遺容，在心中銘刻這最後的紀念。科克多寫信給薩爾蒙說：「可憐的阿波利奈爾已經去世，畢加索過於憂傷，不能執筆寫信，他要我寫信給你，並安排新聞訃告。」

　　畢加索知道，阿波利奈爾的死，將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他畫了一幅漫畫，把阿波利奈爾畫成坐著的教皇，頭戴三重皇冠，手持牧杖，口銜煙斗。畢加索以此預示阿波利奈爾是立體主義的教皇，是現代藝術運動的開拓者和發言人。他在陽臺上低徊不已，吟詠著阿波利奈爾的名篇《美人魚》：

　　我怎麼知道，美人魚，你的苦惱從哪裡來

　　每當深夜，你哀聲歎息，在大海

　　我跟你一樣，海啊，充滿了幽潛的聲息

　　而我那唱歌的船名字就叫年代

　　5

　　戰爭的殺伐給歐洲各國的社會生活帶來了普遍的危機，軍隊的鐵蹄也極大限度地踐踏了藝術之花。但人類的生機是不可抹煞的，在中立國瑞士，在廝殺與對峙的縫罅裡，一群流亡藝術家盡情地展示他們狂亂不安的心理和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們的言行瘋狂、怪誕、矛盾之至，以徹底否定這個風雨飄搖的舊世界。藝術家們扭曲的面孔、破碎的心靈聚集在一起。在這片經歷過炮火和饑寒的廢墟上，新的藝術種子正醞釀著破土而出。

　　促成這一新的藝術運動產生的重要人物，是從德國慕尼黑流亡來的哲學家、詩人雨果·巴爾。1916年2月，他和妻子歌唱家赫甯格斯在蘇黎世城的米埃爾區辦了一個「伏爾泰酒店」，這裡因經常舉辦畫展、歌舞晚會、詩歌朗誦會等，而成為文學家、藝術家們的聚會場所。2月26日，來自羅馬尼亞的詩人紮拉、畫家揚科，來自巴黎的雕塑家阿爾普和妻子索菲，來自柏林的精神病醫生兼詩人胡森貝克，來自慕尼黑的畫家李切特等人圍著伏爾泰酒店二樓的一張圓桌，商議為他們的集團起一個名字，來延續被戰爭中斷的以畢加索和阿波利奈爾為核心的那一現代運動。他們把畢加索的素描和銅版畫張掛在牆上，朗誦阿波利奈爾的詩歌，但他們的爭論非常激烈，無法確定一個宗旨，只得由巴爾和胡森貝克兩人用餐刀隨意插入一本德法辭典，餐刀正好插在某一頁的一個詞語上：

　　「DADA」。它在法語中，表示兒童玩的一種木馬；在羅馬尼亞語中則近似肯定的口語「是的」；而在德語中，又與幼兒呀呀學語時呼叫爸爸的語調諧音。胡森貝克說：「就用『達達』這個詞吧，它正好是為我們的意圖而發明的。這兒童的第一個聲音表現了原始性，從零開始，我們藝術的創新。」

　　「達達主義」迅速從蘇黎世向全世界輻射，引導著戰後藝術運動的新潮流。

　　達達主義的浪潮將立體主義的船隻推進了歷史的港灣，畢加索冷靜地注視著這一切。1918年9月，他隨佳吉列夫芭蕾舞劇團來到了倫敦。青年時代的畢加索從巴塞羅那出走，當初就是想越過英倫海峽的。一晃20年過去了，畢加索由一個忍饑挨餓的窮畫家變成了可以呼風喚雨的畫壇領袖，身邊還有一位貴族氣派的夫人，真乃此一時，彼一時也。

　　1920年，達達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詩人紮拉到巴黎訪問造型藝術家畢卡比亞，他們就當代文學和藝術問題展開了討論，並取得一致意見。會談吸引了作家蘇波、路易·阿拉貢、保羅·埃魯阿德、安德列·布列頓，這些人都是「巴黎達達」的骨幹，畢卡比亞家就成了達達主義者的俱樂部。

　　達達主義在巴黎的發展，使他們一改以前對畢加索的欣賞和崇拜。他們深知，要輕易攀越畢加索這座高峰靠技藝是難以達到的，妒忌和攻擊也許可以削弱他的聲譽。畢卡比亞傲慢地說：「畢加索如果想成為一個達達主義者，就必須放棄立體主義。」好一副山大王的嘴臉，粗橫無理。

　　其實，畢卡比亞與紮拉的那次會談，恰好是將達達主義引向歧途的開始。他們採取了無政府主義者巴枯甯的一句話作為口號：「破壞就是創造。」於是乎，拿一張報紙、一把剪刀，把文字剪下來，按你所需要的詩歌長度，任意排列這些剪下的文字，便是一首詩。繪畫更是無意義的線條和胡亂的色彩構成，倘若有人能說明你畫布上那些玩意的意思，你就不是成功的。畢卡比亞正是這種「藝術」的主要實踐者，他的一幅《紮拉肖像》，畫上根本就沒有人像，盡是些圓圈、曲直線和莫名其妙的字詞，如「幻影、確實性、觀念幻術、蒸、花、香」等，然後寫上紮拉的名字，完了。不知紮拉對好朋友給他畫的這幅肖像是否滿意，他肯定不會天天懸於床頭案前顧影自憐，因為那畫上壓根兒就連影子也找不著。

　　畢加索對達達主義既想拉攏，又要攻擊他的兩難心態覺得好笑，他一方面與達達主義的一些很不錯的畫家詩人保持友好的聯繫，另一方面則毫不苟同他們的觀點。他不留餘地地說：「達達主義就是反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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